2014年，天津市认真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全年共抽查核实133名局级干部、1356名处级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并分类作出处理。其中对有意隐瞒个人有关事项的拟提拔对象，取消拟提拔资格，从而维护了报告制度的权威性和报告纪律的严肃性。从今年1月开始，该市将把抽查核实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新常态”，作为干部监督的“硬任务”，在按照3%至5%的比例开展随机抽查的基础上，实行“逢提必查”(据2月8日《北京青年报》)。

　　中央纪委网站数据显示，根据中央部署，2014年，中组部直接抽查核实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干部等1550名。包括天津在内，全国共有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河北、吉林等11个省市自治区都对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进行了抽查核实，全国各地被抽查核实的干部有6万多名，其中有5名拟提拔的中管干部、数十名拟提拔的厅局级和县处级考察对象，因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存在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

　　实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目前还限于组织掌握，但应该视为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前奏或曰预演。然而，作为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如果工作仅限于让领导干部把个人有关事项填表报告了事，那只能成为一种形式，必须进行核查才有实际意义。应该说，对领导干部监督手段有多种，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实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属于党内监督的范畴。通过设置全面细致的个人报告事项，加之进行核查，组织才能详细掌握干部的情况，也才能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内容进行核查，才能防止“带病提拔”，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去年，湖北、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在核查中，就发现10多名干部腐败问题线索，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调查，这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极大震动。

　　中组部于2015年1月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并印制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明确了抽查核实报告工作的原则、项目、对象范围、方法、结果处理和纪律要求等。办法还规定，通过核查，发现隐瞒不报的，将不得提拔任用、不得列入后备干部人选。也就是说，干部“逢提必查”将成为今后的新常态，即便推行被称作“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