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以来，山西有18名干部进入县（市、区）委书记考察预告名单。这些人中，7名干部的出生时间与此前官方披露的出生时间有一定出入，少则相差1个月，多则相差1年。（澎湃新闻网4月28日）

　　有关官员履历中的年龄造假问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新闻。仅在山西，此前已经出现多例官员涉嫌年龄造假的例子。典型如山西省临汾市原纪委书记沈庆华因为年龄造假问题而被免职。而此次在致力于重建官场、走出腐败阴影的山西，新干部的的考察预告名单中，又出现多位年龄不一的官员，无疑耐人寻味。

　　现在还难以确定这些官员“年龄不一”的具体原因何在，但近年来官员年龄造假的现象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今年2月份新华社有报道称，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其中，修改三龄（年龄、工龄、党龄），篡改两历（学历和工作经历），骗取干部身份，几乎成了一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公开的秘密”。

　　包括修改年龄在内的干部档案造假，缘何会成为“公开的秘密”？在众多的分析中，干部任免的年龄门槛，成为一种常见的归因。不可否认，当前干部人事任免上的年龄要求，特别是干部年轻化的用人导向，确实会间接刺激一些干部年龄造假的冲动，但它并非构成年龄造假的必然原因。更大的原因在于，官员年龄造假的严重性质被低估，致使相应的惩戒措施滞后，“破窗效应”不断复制。

　　官员年龄只是履历中的一个细节，但其作为官员最基本核心信息之一，关系到的已经不只是任用考察的程序，更涉及政治伦理的品质：官员如果连年龄都存在争议，又何以保证其为官的信用？

　　除此之外，某些公共部门与公职人员的造假，往往衍生出对社会道德与规则的巨大破坏力量。我们常说官员的年龄造假不只是改动年龄这么简单，其背后更存在着档案、身份信息等各个环节的失守。相反，当官员有了改年龄的硬需求，又何尝不是对于强化制度建设的一种阻力？一些领域的乱象之所以难得到根治，恰恰在于某些官员有特殊需求，要确保随时可以“大开方便之门”。而造假风行，特别是某些公职人员带头造假，往往会拉低整个社会对造假行为的道德羞耻感，会侵蚀正常的社会道德约束与规则刚性。

　　打造阳光政府，树立政府公信，所对应的工作千丝万缕。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比如官员的年龄问题，甚至一些官员具有多个身份证的问题，这些其实是基础中的基础，应该零容忍。这些问题，一般都是公众从公开的履历信息中对比发现，这说明公示发挥了作用。年龄具有唯一性，一旦出现多个不同版本，说明不诚信行为已经发生，相关人士应该被追责。

　　作为此轮反腐“重灾区”的山西，此前也是官员履历造假的多发区。对于年龄造假，山西既有过火速免职的重拳出击，也有“官员11次简历造假被警告，一年后平职调任”的追责不明。如今，对于新任免官员履历中的年龄问题，致力于官场重建的山西，相信会有更鲜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