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试验性立法”先河，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广州作为试点城市之一，12个基层法院从去年9月开始至今，一年间共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结了2608宗案件2655人，占同期刑事结案数的15.36%，位居全国18个试点城市之首。（9月16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刑事速裁”或许还是个新鲜概念。但是，在漫长的司法实践发展过程中，此一机制创设实则早有“雏形”。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不少地方法院将之称为“简案快审”，而在最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此一做法则被定义为“刑事速裁”。名称的改变，背后是一系列规则的完善。随着适用条件与实施细则的明确，此一由来已久的司法机制，必然趋于规范和成熟。

　　按照规定，只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情形与预期刑罚较轻的案件，才能“速裁”。比如，在广州的试点工作中，“一宗速裁刑事案件，法庭上的过程耗时一般不超过10分钟”。如此这般的快速、高效，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庭审模式！其最直观的优越性就在于，推动了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配置。诸如此类司法实践的细分化，势必会成为改革的努力方向。

　　毫无疑问，“刑事速裁”于受害者而言，能够兑现一种“即时的正义”。让施害者尽快支付赔偿、接受惩戒，乃是给予受害人的最好慰藉；而对被告一方而言，刑事速裁有效缩短了庭前羁押时间。从而可以避免出现“轻罪判刑少，关押时间长”的罪刑倒挂现象……几乎可以说，刑事速裁乃是一项照顾多方正当权益的机制设计。司法部门、受害者、被告人，都能从中受益。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刑事速裁的相关“意见”中曾明确，建立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对被告人当庭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适用速裁程序的，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这一规定，固然能有效贯彻“认罪从宽”的司法主张，却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正视的隐忧。比如说，如何确保被告人能够有足够的知识基础，来判别自己是否构成犯罪？又该如何保证庭前羁押状态下，被告人可以基于自主判断而不是被诱导着认罪？

　　不过，为了规避刑事速裁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少法院都选择通过律师援助的方式，来保护被告人的切身利益。然而，鉴于“刑事速裁”模式下，庭审环节已经事实上弱化，我们更期待着上述的法律援助过程，能够前移到庭前准备程序。

　　就目前来看，“刑事速裁”的制度优越性，在于为那些毫无疑义的案件提供一种快捷化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司法实践的精细化。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始至终，这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过程，而不应掺杂太多的人为引导和主观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