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明的崩溃和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建构，是当下中国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这一状况既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选择的多种可能，同时也带来了对世事认知的困顿、迷茫和难以穿透的难题。因此，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没有一个整体性可供概括——这仍然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但是，这一年名家作品集中出版，不同的路数、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在证明中国作家长篇小说讲述能力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文化共同体。

　　这个文化共同体，是指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传统文学写作的接受者或读者。这些读者是不同作家的“粉丝”，他们也是作家讲述潜在的倾听者。2013年长篇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整体结构上的转型。或者说，过去以乡土题材作为主流的创作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城市题材近年来在中、短篇领域非常普遍，2013年，逐渐在长篇小说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乡土文学”的新收获

　　严格地说，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它们是以乡土为背景、表达不同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变迁的小说。《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关照了当下中国社会。通过她与崇拜者的通信，表现了一个乡村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说以真实的人和事为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可读性。特别是对带灯形象的塑造，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经验。贾平凹对乡村文明的崩溃深怀感伤，但在感伤中也寄予了他微茫的理想。小说不变的是贾平凹的文人情怀和趣味，“贾氏风格”一目了然。

　　韩少功是当代中国富有思想能力和文体实验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日夜书》书写的是他同代人——几位50后知青的命运。这应该是一部最具时代气息的小说。作品的核心是一代人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从知青到“后知青”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却有不同的选择和命运。但一代人的日日夜夜，都不免荒诞并带有悲剧意味。因此，这是50后的一曲挽歌。小说叙述上质朴平实，与韩少功以前作品相比，显然多了亲和性。

　　当下中国乡村的“空心化”以及带来的诸多问题，在各种资讯里已经耳熟能详，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这个后果还在变化中，它究竟会走向哪里没有人能够预期。如果说这个笼而统之的判断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听到了它的回响。凡一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就是这样的作品。作者把一个本来可以宏大叙事的题材，通过谋杀和侦探的方式表达出来，非常有想象力。作家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乡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化的问题。人物也不仅仅是用好人或坏人的判断就可以简单地说明白的。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着远要复杂的现实和人性，有着对当下乡村中国世道人心的深刻表达。

　　新文明视野下的城市生活

　　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等，也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学”。但是，这些作品与新文明的兴起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没有多种文明元素集中在当下城市，这些小说是不可能写就的。如果没有这个大变动过程中的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的现实，这些作品就是无源之水。

　　余华的《第七天》发表后，褒贬不一。这部小说通过一个魂灵的讲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小说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有很多社会新闻的热点，与现实保持着切近关系。作家应该关注现实，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但如何面对和书写现实，也是作家绕不开的共同难题。如果说在其他资讯里可以实现和完成的现实报告，文学就应另辟蹊径。作家应该坚持其他形式难以或不能完成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创作。但是余华要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的初衷并没有错。而且他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一个时代的荒诞呈现出来，也是需要胆识的。

　　苏童的《黄雀记》，延续了他的香椿树街的故事。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它讲述的是一起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强奸案。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个标题就是小说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苏童钟情的“小人物”。在三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背后，隐含了时代的流变。而小说的主题则是“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苏童不变的，是他一贯优雅从容的叙事姿态。

　　陈希我的《移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移民潮”。其中有“偷渡客”、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官二代”、外逃官员、老板等。小说探究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移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态，小说的尖锐就是直面了这样的心理现实。抑或说，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国内辛辛苦苦赚的钱，却成了付给别的国家的“买路钱”？

　　须一瓜《白口罩》，以一场“疫情”作为背景，通过“白口罩”这一象征，将社会众生相、社会风气、社会流弊和在危机时刻各种人的心理，做了形象而深刻的描摹。异常疫情的出现，首先是人们的自我预防。但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人们心理的恐慌可能比疫情更具危险性：它不仅加剧或放大了疫情的严重性，而且也引发了未作宣告的、潜伏已久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和责任的缺失浮出水面。而且，每个人在问题面前似乎都可以质问、推诿，而担当却成了一种被悬置的不明之物。如此看来，《白口罩》既是一种对社会缺乏信任的揭示，也隐含了作家对人性询唤的良苦用心。

　　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酷似一部沉思录。小说中不同的爱情是不同时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写照，既是一种检视也是一种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也才能看清楚这个时代，这也就是生命追问的“价值”之所在。“我”所经历的世间之恶并没有让“我”充满仇恨，而是陷入深深的反思，力求自我救赎，这使得小说洋溢着一股中和刚正之气。

　　不过，2013年最具城市文学意味的，是李兰妮的《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2008年，她的《旷野无人》出版之后，在国内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李兰妮旋风”——这部作品太重要了。但是，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五年之后，她推出的《我因思爱成病》是一部苦难的抑郁病史，是一部艰难的非虚构的精神自传，当然更是一部用爱作良药自我疗治的试验记录。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成一个隐喻——那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病症。治疗这个病症或走出这样的困境没有别的良药，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让每个人都拥有发自内心的善与爱，捆绑心灵的绳索才可能解脱。

　　青春、成长和情感演绎

　　红柯的《喀拉布风暴》，是他西部书写的一部分。西部生活经验是红柯创作的重要资源。他的西部小说大都写得威武雄壮、气吞山河。但这部《喀拉布风暴》却在阔大的西部背景下讲述了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几个年轻人在经历了生命的风暴之后，在爱情的瀚海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当下的青春文学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青春的经历、成长和情感，大都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展开的。青年作家王萌萌推出了“志愿者长篇三部曲”，即《大爱无声》《米九》《爱如晨曦》，分别书写了支教志愿者、环保志愿者和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比如支教志愿者，他们深入大山深处，在与山村教师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面貌，也使志愿者自身的心灵发生了重要蜕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王萌萌个人经历和心理经历的自述。

　　《桃园遗事》一改老羿过去正大、英武的创作路数，而更多地突显了婉约、悠远、空灵、恬淡或静穆的风格。小说以小Y童年或少年的成长为基本线索，以眷恋和怀旧的笔触书写了前现代时期岳麓山下的童年生活。其实，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本质上都是对童年记忆的书写。后来的写作，是成年后的阅历和经验照亮了童年生活，激活了童年记忆。阅读这部小说，似乎又看到了沈从文在《边城》中对世风世情的描写，看到了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塑造的小英子形象，以及小英子眼中的北京城南生活。在老羿的讲述中，童年岳麓山下展现出的是没有任何虚饰和雕琢的原生态生活，就像是一幅波澜不惊、风和日丽的长沙日常生活的风俗画。

　　秋微的《莫失莫忘》的主线是林枝子与许佑伦的四次离散聚合。他们在非典期间相恋，那时的许佑伦在香港还有一份尚未了却的情缘，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情感的建立和发展。但是，这个爱情故事一开始就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抑或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原型，也不是琼瑶、亦舒一览无余的通俗爱情故事。当下男女的情爱故事，早已注定与石破天惊无缘。即便是四次聚散离合，也是寻常日子寻常事。因此，即便有十年历史作为背景，也难以演绎出“革命加恋爱”时代的汹涌波澜。秋微对这个时代言情小说的语言表述提供了新经验。

　　李凤群是一位值得关注的青年作家。2013年她推出的《颤抖》，可以看作是一部心灵史、精神成长史。“颤抖”是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每个家庭都有它的秘史。一个农民家庭三代同处一室，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家庭阴霾密布，从来没有任何欢乐和爱。一个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其身心感受可想而知。家庭气氛一般来说是由女主人掌控的。但主人公的母亲却是一个心灵扭曲、极不和善的女性。家里的许多矛盾都与她有关。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我”与一凡的关系。他若隐若现，面目并不十分清晰。但作为现代青年，他让主人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在鲜明的对比中，前现代的乡村中国并不是田园牧歌，那里更像一个无边的泥淖，谁都会在那里越陷越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凡，尽管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与前现代的昏暗比较起来，总算给人以乌托邦式的指望。

　　这是2013年长篇小说创作现场的一部分。通过这挂一漏万的阅读分析，能清楚地看到长篇小说总体结构的变化：乡土小说的式微和城市文学的兴起已经是同构关系。可以预言的是，未来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不会发生改变。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