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我认为至少存在常被忽视或低估的三个难处：

　　第一，与资料太少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的资料特多，而且十分庞杂。就研究本身而言，资料太少和太多都未必是好事：资料太少，就难以研究；资料特多，也挺麻烦，不仅要分清真伪，还要分清主次，二者都很费时，只有多看，多比较，才能尽量减少失误。

　　第二，近代历史的复杂性超过古代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不可小视。谁要是以为只有他的研究成果才是全面、客观、公正的，别人的成果就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这样的心态是很冒险的。仅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还不能低估近代中国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难度。近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已经过时，快要无话可说了，这样的认识其实很不确切。至今为止，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从政治学、法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入手，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档案资料中深入研究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恐怕还是问题。还有，中国近代史是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中外档案资料与外文报刊资料的多边运用就是好事多磨，要坐冷板凳，更不用说如何提升多种外语的解读能力。在我们这一辈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学者其实都屈指可数，能够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同时又具备坚实的历史学科训练的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研究对象政治阅历的丰富、政治经验的娴熟与后世研究者书生谈兵之间的矛盾，历史场景的多变与复杂性，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的主次、真假的判断，人脉清理的难度，都是特别棘手而又无法绕过的要塞。

　　第三，给前代修史，政治因素与利益的干扰很大，自古皆然。求实求真，谈何容易，总得有几个秉笔直书的书呆子去坚守。杜维运先生说：“历史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际，历史的真相，也最易在此时失去。史学家此时以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笔直书，旧朝殉国的烈士，守节的遗民，赴汤蹈火，呼天抢地，其忠义之迹，史学家固不敢为之留传；即旧朝完善的制度，优美的传统，也每被诬蔑或曲解。”这个见解，无论对于研究晚清史，还是民国史，都是很有针对性和启示意义的。

　　历史乃现实的凝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著述与现实的创造一样，惟有矢志求真，追求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劳作，珍惜文字的表达，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愿再看的东西，才不会浪费有限的生命与国力，赓续一族一国之元气。鉴于近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俱在，如何找出近代历史的真经验与真教训，还是当务之急。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