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中华文明强盛时，对外来文明不是拒绝，而是尊重、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文明冲突论”不适用于中华文明的过去，也不适用于中华文明和平发展的未来——

　　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图》，生动再现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盛况，体现出了文化理念上的开放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这种“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纠结在一起，向世界传播一种观念：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一种处于强盛时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扩张、称霸，输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来消灭、代替异己的文化。如亨廷顿说：“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按照这种观念，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这种“中国威胁论”起源于西方人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解，其原因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解释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行为。他们把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纳入到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中去，以此论证中国崛起后必然像他们自己过去那样殖民、扩张和称霸。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用一种普遍主义来理解“文明”，认为人类文明只可能有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

　　但是，人类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中国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而是尊重、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五彩缤纷的景象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势。例如，在艺术领域，隋朝的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不仅包含汉族乐舞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而且包含印度、缅甸、柬埔寨等许多外国乐舞。对外来音乐的喜爱从宫廷、贵族传到城市居民各个阶层，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成了一种时尚。五弦琵琶、箜篌、筚篥、横笛、羯鼓等外来乐器也大为普及。传为唐玄宗游月宫回来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是来自西凉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改编而成 ，因此应该看作是汉乐和胡乐融合而成的一项艺术成果。

　　和“胡乐”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来自康国） 、胡腾舞和柘枝舞（来自石国）。白居易和唐代许多诗人都描绘过胡旋舞。当时在宫廷中经常表演“胡乐”和“胡舞”。据记载，舞蹈家谢阿蛮进宫表演胡舞时，“宁王吹玉笛，上（李隆基）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筚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伴奏的这些乐器多数是外来的胡乐器，而演奏者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音乐家。唐玄宗李隆基吹奏玉笛和敲击羯鼓都达到极高水平。当时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他演奏时，“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充分发挥了羯鼓作为“八音之领袖”（李隆基语）的功能。

　　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吸引了许多国外艺术家来华，其中包括非常杰出的画家、歌唱家、舞蹈家和乐器演奏家。如唐初来华的天竺僧昙摩拙叉、康国人康萨陀、狮子国人金刚三藏等人，都是擅长画佛画的画家；唐末来华的竺元标是天竺画家。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地区的歌唱家、舞蹈家和乐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时被封为散骑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时被封为国公的优伶安金藏，都是安国人； 中唐时著名的歌唱家米嘉荣、米和父子都是米国人； 琵琶高手康昆仑是康国人； 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纲）是曹国人。

　　在宗教领域，唐王朝也采取开放的、包容的政策。例如，从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玄奘大师贞观元年赴印度取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回长安，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唐太宗非常高兴地接见他，请他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让宰相房玄龄、许敬宗挑选五十多位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帮他翻译。玄奘本人翻译的佛经有75部，1335卷。玄奘之后，有义净从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从671年到695年，前后25年，带回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女皇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义净主持的译场前后16年，共译经56部，230卷。参译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国人，还有32位官员。官员中有11位宰相（含“同中书门下三品”），如尚书左仆射韦巨源、苏瑰、行太子少师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韦温等人充任“监译”，守兵部尚书韦嗣立、守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任“翻经学士”。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翻译队伍，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仅此一端，即可充分显示出大唐帝国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此外，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也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脱利派。当时唐朝的外来宗教还有祆教和摩尼教。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他们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来唐使节最多的是日本、新罗和大食。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和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数有数百人，最多达到七八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店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店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堪称中华文明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的一个典型

　　泉州（古名“刺桐”）在唐代就是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元两代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到过泉州的一位犹太商人曾经这样记录当时泉州的情形：“这是一座极大的贸易城市，商人在此可以赚取巨额利润”，“因为街上有无数油灯、火把，到晚上把城市映照得特别灿烂，所以人们把这座城市称为‘光明之城’”。在这个繁华的贸易港口城市，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寺庙、街道、旅馆、库房”，“他们既不像刺桐人那样吃东西，也不遵循他们的习俗习惯，每种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位犹太商人还特别强调，“所有人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

　　当时的泉州除了犹太人，还生活着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他们多数经商，但也有的担任官职，还有不少人与泉州人成婚。他们在这个地区自由传播他们的宗教文化。泉州涂门街的清静寺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创建的。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基督教也在这里传播。当时有两个派别：一个是聂斯脱利派（景教），一个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会派。佛教很早就传到泉州。最有名的寺庙是始建于唐武则天年间的开元寺。开元寺集中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除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艺术外，还有印度教题材和风格的石柱，西亚风格的狮子浮雕，欧洲风格的有翼天使式的飞天。

　　宋元时期泉州的文化多元并存局面，促使不同信仰、风俗之间出现一种互相影响和互相融通的趋势。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墓葬石刻可以看到，有的信徒信仰伊斯兰教，同时也信仰佛教。有的基督教徒的碑文完全依据儒家礼仪的规定撰写。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既刻有天使、十字架，也刻有佛教的“华盖”、莲花。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还刻有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

　　总之，泉州出土的大量须弥式石墓“混合了印度、波斯、希腊、大夏、安息、罗马和中国的不同文化因素”。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在泉州混合并存的证明，是一个文化上的奇观。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泉州的历史说明，中华文明在强盛时期，对于外来文化确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对于外来的异质的文化，一方面接纳它们，包容它们，尊重它们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把外来异质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因素吸收、融合进来，充实、丰富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概括，这种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态度，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华文明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就是“物一无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和信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绝对的同一，排斥异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在中国哲学看来，“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创造，不可能有发展。“和”则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间的和谐共处。“和”，要求容纳别人，谅解别人，进一步还要欣赏别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就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开放。中国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为一个包含有多种因素，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复杂系统，所以不会对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惧和敌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够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历史上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框架。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不是必然互相仇视，互相冲突，而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亨廷顿用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把文明看成一种“实体”。“实体”就要划清自己和他人的“边界”，所以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界限（即“我们”和“各种他们”的区别）是最重要、最真实的。出于这种观念，一些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的发展，就是用自己的文明占领全球的殖民愿望，追求建立“日不落”的帝国。亨廷顿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人一样，要自我认识、自我确证，就需要树立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者”。这种观念的实质是用造就敌人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按照这种观念，爱我的文明，就必须憎恨非我的文明，“美人之美”是不可能的。亨廷顿把西方文化这种憎恨异己的不宽容的精神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了。

　　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论语》一开头就写着孔子的教导：“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发展自我、赋予新意义而言，中国人把“学”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这表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就是最美好的事，用不着非得找个敌人踩在脚下才高兴。玄奘和义净先后赴印度取经，一个19年，一个25年，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热情。明朝士人李之藻主张对外来的基督教采取包容的态度，理由就是可以“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这都说明在中国人看来，外来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孔子的第二句话表明，中国人向来把来自远方的人先当作可尊敬的朋友看待，并且真诚地相信他们身上必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亨廷顿的观念是用造就敌人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则是通过学习他人和迎接朋友来提升自己。中国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所以中国人的理想不是“日不落”，而是“近悦远来”（悦近邻，来远人）。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中国人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谐共处与和谐交流。

　　■中国文化关注现实人生的价值甚于精神领域里的抽象理念，这种眼光蕴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创化高于一切。中国文化看重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生的价值甚于精神领域里的抽象理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一种外来文化、宗教的认可与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益于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以及它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即它的伦理内容），至于对它的抽象理念包括它的教义、戒律等则并不苛求它与自己绝对相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认同的着眼点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是否有益于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和社会的和谐安定。这种着眼点，正蕴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这种生活世界的“认同”（民生认同、人伦认同）显然比理念世界的“认同”（教义认同、思想体系认同）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也具有更实在的基础。人类在最基础的生活层面的一致以及在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层面的相通，是不同文明之间可以沟通、交流和谅解的最可靠的保证。这种沟通和谅解就是生活世界的“认同”。理念世界的“认同”是绝对的同一，而生活世界的“认同”则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正因为中国人的观念是“和而不同”，所以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种用残酷的火刑迫害异端的宗教法庭，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大规模的宗教战争。

　　总之，中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互相冲突这一种选择。“文明冲突论”不适用于中华文明的过去，也不适用于中华文明和平发展的未来。中华文明信奉“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哲学。这种“和”的哲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