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清廷学习西方器物以图自强的一场自救运动，但是清政府有心理障碍，觉得夷狄的东西我们不能用。

　　李鸿章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提了，结果一片反对之声，谴责他的说他是“汉奸”。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修铁路会带来利益，哪儿修铁路，哪儿就发达。反对的人说，这正好证明了铁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铁路经过的地方，纯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说，修了铁路之后，陌生男女在闷罐子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但李鸿章有经验，他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建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他挖了煤之后修了一段9.8公里长的铁路。他觉得，用这段铁路来拉煤，让大家适应一下，感受到它的好处，他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来报告一个新事物，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有介意。

　　李鸿章也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几匹骡子拉一个车厢，车厢里有煤，在铁轨上拉了9.8公里，完了再卸下来。他想有个适应过程。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诞了，你修了铁轨，却用骡子拉着车皮。他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有钱，买不起蒸汽机车，正好唐山煤矿有个锅炉，当时没有用，他没有报告给李鸿章，把它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弄到铁轨上了，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了煤，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机会响，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这下朝廷知道了，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章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他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骡子拉车皮。

　　电影《让子弹飞》用的就是这个情节，电影里的情节不是编出来的，这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是多么艰难。然而1884年中法海战中，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一些帆船，让几个熟悉水性的士兵在帆船上，主要是防江盗海盗河盗，当时水师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都是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曾左李或者沿海的督抚都用自己地方的钱从英国、法国或者是德国买来现代化的军舰，组建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而且，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所谓海军衙门，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李鸿章也提出来说，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但清廷拒绝了，他们认为，我用夷狄的军舰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不得不这么做，很丢人，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中，我们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再学夷狄，建立一个我们传统没有的政府机构，坚决不同意。

　　不久1884年马尾海战，一个福建水师被打沉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的问题，因为没法增援。这时候左宗棠、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跟朝廷打奏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现在才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才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了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被动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说应该由清廷来指挥，他不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才同意建立一个海军衙门。

　　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军大臣。他一上任，李鸿章就对他说，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他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煤靠骡车，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子拉煤吗？跟不上的话，这些军舰在港口就等着挨打。

　　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半对半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 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他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