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

　　王建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提升到7.5%，与增长率相关的一系列指标也都显示了经济回暖的势头，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中国目前的经济复苏，还是必须先有外需的扩张，才有国内生产的增长空间。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虽然必须转向内需型增长的大调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没有被认真实施，所以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这就酝酿着很大的风险，即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危机再度来袭，中国经济的再次波动就会跟着出现。

　　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我看还是跟以下三个模糊认识有关。

　　模糊认识一：认为经济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长期内在增长率回归”

　　这种认识否认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长期高增长的可能，看不到下行中也有增长空间，认为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的事，在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人是否也看到了，9%以上的增长率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30多年，早就打破了国外仅能保持十年的纪录。

　　凡是健康的经济增长都会具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率，而这又是建立在合理的设备利用率水平上的，美国战后近70年时间，设备利用率长期稳定在85%左右，经济增长率却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工业化前后，经历了6%和3%这两个台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2011年经济展开下行态势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设备利用率的不断走低，已从2007年90%以上的高峰下滑到目前的接近70%，这是生产过剩的典型标志，因此是生产过剩在迫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而过剩持续严重，终将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速度的持续下滑趋势，不仅不具有合理性，还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继续用这样似是而非的道理麻痹自己，只会耽误调整的时机。

　　模糊认识二：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所以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更多集中在地产和金融领域

　　去年以来房价开始下跌，目前已扩大到8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大城市，房屋销售也明显萎缩。在过去三年的经济下行中，只有房地产投资增长还明显高出投资平均增长率，是经济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领域，但是到目前阶段，这个最后支撑住增长的柱子，也似乎慢慢倒了下来。由于高达几十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至少有6成以上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房产泡沫破裂又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所以各方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市场危机的担心，就高涨起来。

　　必须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同时陷入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发达国家是生产不足，而在中国却是生产过剩。发达国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发货币，是因为推动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发达国家想走回“再工业化”的路子已无可能，因此只能靠增发货币创造需求泡沫，增长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长，正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再度膨胀的趋势，才构成了发达国家必然是在走向下一场危机的格局。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导致了人口的主体仍处在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这就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保留了巨大的后续增长空间。所以，中国完全没必要学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目前的矛盾，而是应该尽快转入以城市化为主要方向的结构大调整。

　　模糊认识三：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

　　反对增加消费的人说，不能忘了投资是增长的源泉，这话当然没错，但还有一条理论叫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就会有生产过剩危机，这条理论是否还记得呢?不说理论说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在长达14年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又哪来的经济高增长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真心拥护呢?所以，那种认为储蓄与投资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论与现实中都是说不过去的。

　　储蓄率过高就要压储蓄上消费，而继续上投资就会加重生产过剩，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当然提升消费比例并不是动员人们花光所有储蓄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推动城市化，创造出把农村低收入人口转变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条件。这是真正的结构调整。

　　总之，判断中国是否有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是要看是否展开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