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

　　1990年2月，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事宜时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又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0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启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浦东开发开放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浦东开发开放的目标定位，就是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出发，肩负起党中央赋予的推动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腾飞的重要使命。实践证明，浦东开发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结果。

　　理念创新。理念创新首先是基本思路创新。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指出，浦东是面向世界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根据邓小平上述指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工作方针，无论是开发规模、开发规划、开发资金，还是参与开发的智力，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在建设什么样的浦东的问题上，邓小平要求浦东一个方面要讲综合实力，第二个方面就是精神文明。因此，浦东开发开放形成了“不仅是项目开发、产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开发开放思路。

　　战术创新。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浦东推出了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三个先行发展战略，以及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政策。要在短短数十年间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城区，必须推行超常规发展战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开发开放初期，浦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引进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将民营、外资等各类资本引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开发运作上，实行管委会—开发公司的特殊“政企合一”模式，体现高效市场机制和强势行政主导的有机结合，为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优化整合提供了成功案例。

　　体制创新。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浦东开发开放本身就肩负着突破旧体制、构建新体制的使命。在企业制度方面，邓小平希望浦东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浦东率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根据邓小平“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指示，浦东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率先突破传统体制障碍，一些重要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举措率先在浦东试点。浦东还创造了新的政府管理模式。自开发开放之初，浦东就致力于构建能最大限度服务市场主体的制度环境，通过“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扩大社会自治功能。

　　浦东开发开放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一个特大城市边缘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极的探索，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来，城市面貌、经济规模、社会发展、功能集聚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浦东以四大开发区为主体，形成了金融贸易、现代物流、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体系。同时，浦东也已经形成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从1990年启动浦东开发开放，到进入21世纪推进的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浦东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战略布局紧密相连，承担了“先行先试”的国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