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刘光明摄

　　2月17日的下午，北京大学未名湖冰雪初融。在湖畔朗润园的办公室里，林毅夫像往常一样忙碌。工作一项连一项，修改文稿，主持会议，到接受经济日报独家采访后，已是华灯初上，而接下来他还要去赶飞机出差。

　　在北大，他是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出北大，他担任着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很多职务，并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忙虽忙，但所忙之事并不冲突。正如林毅夫所说：“北大是我的教学研究基地，理论来自于实践，这些社会活动让我可以更好地观察各种社会实践，研究经济理论是为了解决问题，通过我所担任的社会职务，可以更好地贡献我的研究心得于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进步。”

　　就在这样长年的忙碌与穿梭间，林毅夫与崛起的中国同行，并乐在其中。

　　知识报国 矢志不渝

　　林毅夫与他的团队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问题，在应对通货膨胀、电信改革、加入世贸组织、金融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主张和观点。

　　爱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振兴为己任。林毅夫在北大上课时，经常对学生们说，他是从鸦片战争至今的第六代知识分子。而他的经历，也是有志之士以知识报国的写照。

　　林毅夫说，自己对中国历史兴衰的兴趣始于小时候听家父讲的故事、收音机里广播的演义。长大后，更希望能效法前人，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尽一己之力。受早年的理想和志向的引领，林毅夫先后在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有过长时间的求学经历。

　　1987年做完耶鲁博士后研究，林毅夫谢绝了国外几所大学的工作邀请，回到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的前沿知识，助力解决国家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994年，林毅夫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林毅夫与他的团队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问题，在应对通货膨胀、电信改革、加入世贸组织、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粮食问题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主张和观点。同时，他还邀请罗伯特·蒙代尔、约瑟夫·斯蒂格利兹、加里·贝克尔等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前来北大演讲，向中国介绍世界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发展趋势。

　　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际发展机构才能声称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成功；也正是这一原因，我才有机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位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2012年，林毅夫结束在世行的任期，回到北大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并以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长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领域内从事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使得林毅夫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关注经济现实，既专注前沿也注重反思，形成了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制度内生等为主要内容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从他早年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到新近的《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从西潮到东风》等专著里都有所展现。

　　潜心研究 探求真知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有那么多问题可研究，并能将所学所思贡献给国家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林毅夫的著作和获奖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有些观点也引起争议。面对批评、质疑甚至诘难，林毅夫不为所动、坚定不移。这种理论自信来自哪里？对此，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多年来持之以恒对经济发展本质的深入研究。

　　林毅夫说，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己也曾像《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然而，现实却让他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他逐渐感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分析，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在多年对学术的潜心研究中，林毅夫逐渐摸索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即以“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他认为，在考察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不能直接根据现成的理论或者过去的经验，而是应尝试直接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行为人，分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从头开始构造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模型。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能够取得连续30多年年均9.8%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何改革开放前不能获得同样的高速发展？为何其他转型中国家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为过去30多年的增长奇迹，我们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其原因是什么？我们的高速增长是否可持续？还能维持多久？……林毅夫深入思考着、探索着。

　　在一般人的眼里，几十年做学问、搞研究是个“苦差事”，但林毅夫却乐在其中。他说：“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是‘乐之者’。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有那么多问题可研究，并能将所学所思贡献给国家的发展，非常有意义。我非常享受，从来不觉得苦，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林毅夫认为，就和我国关系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来说，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难以解释其成就和不足，也难以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这正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佳时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方面，中国经济学家理应比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更有优势，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应该包括中国学者对人类知识、精神财富的增加所作出的新贡献。希望能有更多经济学家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提出更多逻辑严谨、自成体系，能够说明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发展成败，指引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来。

　　教学相长 授人以渔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其乐陶陶，这些年来我深有体会。”

　　林毅夫的社会职务多、工作场合多、头衔也多，但在他心里却无法“一视同仁”。他说，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北大的教学研究中；最喜欢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称呼，是听学生们叫他“林老师”。

　　多年来，林毅夫醉心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他所提出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也在教学中逐渐深化和完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并开始招收学生后，林毅夫曾每年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与同学们回顾中国的兴衰和近代以来救亡图强的努力，探讨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遭遇的挫折及其原因，预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这门课非常受学生们欢迎，可容纳500多人的教室里，经常挤了六七百人，其中有不少还是外校的学生。林毅夫说，“从同学们的热情反应中，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代代传承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也看到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其乐陶陶，这些年来我深有体会。”2008年6月赴世界银行任职前夕，林毅夫将在北大10余年讲授“中国经济专题”一课的内容整理成书出版，聊补在世行工作期间不能教学相长之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林毅夫认为，在教学上老师所要教给学生的，不在于现成的、学生毕业后可以马上运用的理论，而是一些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他在教学中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无私地与学生们分享，还自谦地说是“野人献曝”。2004年，林毅夫特地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方法论对话，后来记录整理成书，以《论经济学方法》为题出版，书中通过问答式的交流，深入浅出地教导有志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这本书后来译成英文以《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为书名出版。

　　采访结束时，林毅夫对记者说，目前国际上“中国热”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影响，大家都想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在当下这个重要的机遇期，我们更加需要创新的经济理论、创新型的经济学教育、具有创新思维的经济学人才。做好这些准备，我们很可能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