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聋人语言学博士曾被视为“异类”，直到重新选择

　　可不可以不说话

　　郑璇是励志人生的模板。

　　她两岁失去听力，经过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考入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在大学任教。

　　在聋人的世界里，努力去用口语实现交流，是多数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相较之下，手语被戴上了耻感的帽子。看到郑璇，很多家长有了信心，“我的孩子也许一样可以能说会道，上大学。”

　　但郑璇却并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

　　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中，她经历了太多孤独与艰难。在聋人和听人(注：聋人对健全人的称呼)世界之间，郑璇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两个群体一度都把她视作“异类”。

　　成年之后，一直小心翼翼使用口语，“躲在”正常人世界里无比压抑的郑璇，重新做出了选择，她开始“放下”口语，学习手语，也真正找回了自己。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我们拥有选择不说话的权利，哪一种选择都不是错误的。”

郑璇在讲解手语

　　努力靠近正常人

　　每年，都有很多家长来找郑璇，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复制那个“努力靠近正常人”的故事。

　　郑璇一度把失聪归咎为两岁时错用了药物，后来才知道，自己本就携带致聋基因，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多年来，她的听力不断下降，目前已跌至100和120分贝。但比起先天聋儿，她依然是幸运的，失聪时积累了一点口语基础，属于语后聋，这是实现更好康复训练的前提。

　　家人尽最大可能让郑璇回到“正常世界”。为了方便她跟读儿歌，买了双卡收音机，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件奢侈品；外婆为照顾她，提早退休，在海军服役的父亲放弃提干转业回了家；在她3岁时，家里又托人到香港买了几百块的盒式助听器。他们以郑璇为中心，从“a、o、e”开始，一点点把知识“吼”到了她的世界。

　　坐在小板凳上，无数次重复发音，这是郑璇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父母口型夸张地靠近她耳边大喊，她记得气流喷到脸上不舒服的感觉。一个词一个词重复，偶尔淘气一次，说话声音忽大忽小逗大人玩，那个词她就要读上百遍、千遍。

　　“那是很烦躁的记忆，感觉像在训练鹦鹉。”Z、C、S的发音她学了大半年时间。妈妈原本腼腆、害羞，在抚养她的过程当中，逐渐变成了讲话声音特别大的人。

　　从小学开始，郑璇一直就读于普通学校，努力让自己“更像正常人”。她尽可能依靠助听器听，听不清楚就模仿，她时刻睁大眼睛观察身边的人。小学老师开玩笑说，郑璇听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恨不得把她吃掉。

　　刚上一年级时，郑璇经常不知道老师让做什么。在数学课上，看见同桌拿出一捆小棒，她也默默从书包里拿出来，配合老师的板书猜出来是要算数。“当时我太小，助听器没声音了，听不清楚了，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音乐老师教大家唱歌，她完全不明白，只好学着别人乱动嘴巴。回到家，她模仿歌词的发音问爸爸：“‘抱我’到底是什么？”这才知道完整的歌词应该是国歌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很多时候，她都在忍，装作听懂了一样。她尽全力消化落到自己身上的各种困难，让自己看起来像其他人一样好、一样完美。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她考了全区第一。

　　但“靠近正常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室的黑板上常写着“聋子”两个字；门框上放着扫把等着她推门；助听器也被抢走过……高中的时候，一个学期三个同桌要求和她分开。她性子闷，不喜欢讲话，喜欢笔谈，同学大多觉得靠写字交流太麻烦。

重庆聋哑学校的教学楼上写着“无声也精彩”

　　从隐匿到接纳

　　现在的郑璇泰然了许多，和人见面，她不避讳自己聋人的身份。第一次见面时，总会提醒对方要站在她的左边，因为只有左耳还残留着一点高频段的听力。如果是在餐厅这样的公共场合，嘈杂的环境影响助听器的功效，她也会侧过脸示意，让对方再重复一遍说过的话。

　　这是一个从隐匿到接纳的过程。

　　上大学之前，郑璇从没接触过聋人同伴。她按部就班地让自己躲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总带着个随身听，随时录音、纠正、重复，希望自己的声音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她的语音、语调越来越自然，但直到考上了只招收25个人的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她依然在努力融入，也依旧自卑。

　　室友是校电视台的主持人、辩论队的辩手，郑璇羡慕人家能说会道，形象好，还有男朋友。室友为她介绍了外校的男生，见面时，她不敢开口。为了避免尴尬，室友一直活跃气氛，男生喜欢上了她的室友。“那时候，情绪特别不好，极度自卑，甚至会把水整个浇到自己的头上，几次想过退学。”

　　郑璇试着拯救自己，在“聋人在线”论坛上认识了第一个聋人朋友。他们在武汉大学门口的草地约见，她跟着对方学习手语，第一次不用努力开口说话。他们用手机打字，加上表情、动作，依然可以拼凑出对方的意思。学了什么她已经忘记，那一个小时的快乐是之前的人生中少有的，她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这之前，郑璇经常因为没听清楚别人的话感到抱歉，觉得丢脸。“认识他以后，我第一次明白，听不到不是我的错。我们是聋人，本来就是这样。”

　　聋人朋友介绍郑璇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她认识了更多聋人，也了解了聋人世界的“规则”，这是一个让郑璇亲切、好奇的圈子，但被“边缘”的感觉依然跟着她。

　　她曾经因为在网上的一句评论引来了非议，郑璇当时写道：“只要我们聋人足够努力、足够优秀，也可以找到健全人作为终身伴侣。”她没有意识到这话的意思是在说聋人不比听人。别人指出来，她才发现成长在听人环境中的自己思维一时很难改变。

　　在残疾人艺术团排练时，她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聋人开始对她很热情，后来突然变得冷淡。后来才知道，有一次，聋人指挥老师用手语跟大家说事情的时候，她转头和正好进门的听人老师打了招呼，视线移开，忽略了手语，“他们觉得我不想跟聋人交流。”

　　回到“听人”的世界，郑璇也觉得不适应。导师让她在本科生的课上讲讲自己的论文，她不想上台，开口讲话都变得艰难。即使别人说她发音很好，她还是会留意每一句话，一个音发得不完美，就会很痛苦。

　　在两个圈子间的矛盾与挣扎一度体现在身体上，郑璇大病一场，请假回家休息了几个月，才回到学校。

　　与一个美国学弟的偶然一次交流让郑璇从困顿中走了出来。学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手语很好。“Identity crisis”，郑璇第一次听到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他告诉我很多聋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我当时好像就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我一个人会碰到的。”

　　在这之前，郑璇一直觉得自己是那个潜藏在听人中间的异类，长期压抑的日子让她厌倦。她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完全放弃听人的身份，接纳作为聋人的自我？”她给导师写了一封邮件：我可不可以不说话，用手语表达。导师回复：当然可以，你可以选择你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现在回想起来，她说那是心里的一道坎，只有彻底“放下”口语，手语才会精进，才能真正体会无声世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