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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队再夺CBA总冠军 年轻球员抢眼
8月15日,2019—2020赛季CBA(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在青岛赛区落幕。经过总决赛3场较量,广东队以2∶1的总比分战胜辽宁队获得总冠军,这也是广东队夺得的第十个CBA总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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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战胜DYG “王者荣耀”王者诞生
昨晚,DYG、TS两支战队通过七轮胶着的对战,为粉丝上演了“巅峰对决”,最终TS战队以4:3战胜DYG战队。上半场,DYG战队拿下前三局;下半场,TS战队追回四局,最终拿下“金凤凰杯”。
郑璇(左)与聋哑学校老师用手语交流
选择不说话,也会很快乐
博士毕业以后,她到重庆师范大学任教,除了带课之外,还担任近80个聋生的班主任。当郑璇终于完成了自我重新认知后,她遇到越来越多前来咨询的聋生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复郑璇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变得口齿清晰、能说会道。
听力障碍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出生缺陷疾病,其中0-6岁儿童超过80万人,且每年新增3万聋儿。郑璇说,目前,聋儿家长往往只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建议:“送康复中心吧。”“去做人工耳蜗吧。”他们没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成年聋人,了解更多聋人的成长故事。他们不知道其实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学会手语同样可以实现沟通。
口语康复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就会导致聋孩子的第一语言迟迟无法建立,认知、智力和社会性落后于常人。郑璇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这条路有太多坎坷,成功又取决于很多因素。她自己的口语康复有诸多前提——有残余听力,及早使用了助听器,父母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身上,“虽然现在的康复技术有所提升,但也不是百分百可以复制的。”
“你猜这是什么意思?”郑璇左手比划着数字六,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放在六的中间轻轻划动。她解释,在手语里,六的手势代表“人”,伸出剑指是“刀”。刀在人身上切割,就是做手术的意思。在一家萦绕着重庆人高亮声音的餐厅里,郑璇不断变换手势,打出了从地名到情感,各种不同的表达,“在这种环境中,如果我们都会手语,就不用大家一起扯着嗓子喊,对不对?”
这是郑璇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中,手语依然被一些人与“耻感”画上等号。尽管手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了六十年历史。
在郑璇接触的一些家长中,许多人耻于让孩子打手语,而是让孩子年复一年完成枯燥的口语训练,唯一的目标就是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常人”,有的“上岸”了,有的明明看不到效果,还不甘心地坚持着。
在重庆聋哑学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周训洪记得,曾有家长直接找到学校,不让教孩子手语。
这所学校唯一的聋人老师雷鸣,则是在孩子时就被手语折服,“手语很美,它是有灵魂的。家里面要求我说口语,但在说的过程中一直受挫,我就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学手语后,雷鸣觉得自己到了新世界。她觉得不用逼着自己开口说话就很快乐。
郑璇说手语本质上就是一种视觉语言,更直观、形象,简洁。她希望更多人认识手语,并不代表她排斥口语。“如果能学会口语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学起来很困难,或者不具备学习条件,那也不用逼自己。即使口语康复得很好,同时学习手语,多掌握一门语言,多一种沟通方式,又有什么关系呢?”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聋孩子的家长应该知道人生还有另外的选择,不独有口语一条路。郑璇的观点是,在聋人孩子还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地让他多接触各种语言,把每条道路都指给家长看,“双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常常表现出特别的优势。长大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哪种选择都没有错。”
不说话,然后呢?
郑璇把重拾手语视作找回自己的那把“钥匙”,但即使在聋人群体内部,对于这样的方式也存在分歧。
聋人群体构成多元,包括手语使用者(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语使用者(以口语为第一语言的人),还有就是像郑璇这样同时掌握两种语言的人,她因此总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手语使用者和口语使用者互不认可,两者之间的分歧是聋人群体间长久存在的问题。
会说话的聋人不认同手语,认为只要有一丝的可能学会口语,就必须要牢牢抓住它,让自己回到“正常”,手语能不学就不学。但对于手语使用者来说,他们认为作为聋人,手语就是群体的标志,“这是一种身份象征。”
郑璇想要找到那个平衡,但发现往下走很难。双方的问题她都明白,“用手语的人为什么会对用口语的人不满?他们作为语言的少数群体,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即使是手语翻译有时也不能准确传递他们的意图。表达需求长期被压抑,他总会爆发。而对于口语使用者来说,说话意味着能靠近主流的听人世界,会有很多便利。而这种机会是手语使用者即使很有能力也往往无法获得的。”
即使选择不说话,这之后的路怎么搭建,也并不容易。
前几年,市面上流传最广的手语工具书是《中国手语(上下修订版)》,由中国聋人协会在2003年编写,俗称“黄皮书”,两本书总共只有5600多个词。郑璇说,书的实用性不高,聋人群体其实并不认可。“有很多词,人为设计的痕迹很明显,离聋人的语言太远。其实就像小时候学英语,我们学的是Chinese English。”
相较之下,聋人间所通用的手语,语法顺序不同,词汇量也更丰富,而形成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887年中国第一所聋人学校的创办。而且各地的手语也有方言,武汉手语、重庆手语、上海手语都有词汇上的差异。
聋人群体的手语大多是从生活与人际交往中逐渐习得的。郑璇也是来重庆以后,到聋人群体中做田野调查时,才知道当地的“朝天门”、“校场口”用手语怎么表达,也第一次发现老人的手语和年轻人有极大的词汇差异。“有很多地道手语的打法都要一点一点从社会上采集回来,再进一步去研究,其实还没有被系统的挖掘出来。”
2018年5月,《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发布。这本书的编制过程中,聋人有了更多的参与,但郑璇说,许多常用的词语仍然没有收录,书中的某些打法在聋人群众中也还存在争议。
另外一些必备的条件也有待解决。在重庆聋校,雷鸣仍然是唯一一位聋人老师,大部分听人老师都是在来到聋校以后才开始学手语。学校也想招聘更多的聋人老师,但编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因为编制意味着要有教师资格证,考资格证包括普通话考试,这对于聋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虽然现在政策有所松动,以手语测试替代普通话成绩,但实际操作依然很难推进,雷鸣在重庆聋校工作十年,该考的试都过了,但几次申报教师资格证都失败,至今依然是编制外人员。
2020年,郑璇有了新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特教系聋教育方向一位老师退休,他们向郑璇发出了邀请。调任北京后,郑璇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手语和听障教育。过去几年,郑璇一直很忙,到北京,让她有了更多时间专注科研。她也相信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做出更多改变的机会,为那些“选择不说话”的聋人和他们的家庭,找到一条更宽阔、更平坦的道路。(文/记者 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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