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广东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路径在何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路径在何处，我们的转型如何与全球化互动，这是亟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需要新的伟大觉醒

　　我们的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需要新的伟大觉醒。伟大觉醒的核心在于：洞察发展大势，洞察发展的动态规律，洞察我们与发展大势的差距，洞察顺应发展规律的路径。觉醒引领行动，通过觉醒而行动起来，规划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方略。

　　广东需要再次觉醒，需要从被动觉醒走向主动觉醒。30多年前，广东的觉醒与先行先试，是生存线上的被动行动，改革开放是唯一的突破路径，伟大觉醒引发的激情燃烧岁月，开启了广东的工业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今天的转型时刻，广东需要的是主动觉醒，是富裕之后的自发警醒，需要更深层次的反省与突破，需要更清醒地认识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未来发展趋势。这次觉醒，尤其需要厘清误区，需要抛弃惰性与懈怠，需要真正开启现代化的思想之门。

　　需要指出其中的一个关键认识是，广东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的路还很远很远。工业化的实质是工业文明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工业化理念的实质是工业精神：包含合作精神、契约精神、效率观念、质量意识、科学观和创新精神、持续发展观。欧美国家的工业文明，表面上源自发达的科学技术，内核则是工业精神的引领，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与创新，提倡合理谋利和多边共赢。以此来判断，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广东仍然需要用工业文明的办法解决转型大问题。

　　广东需要再次与全球化深入互动，需要从被动切入走向主动引领

　　广东的工业化进程是全球化带动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广东的工业化。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广东被动切入全球价值链，进入价值链的低端，完成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进程。今天的转型时刻，广东需要完成的是工业化从“有”到“强”的进程。此刻，我们面临的全球化图景更加错综复杂，在新的全球化图景中，广东不能再次被动应对，被动意味着锁定低端环节；广东需要主动引领，需要抓住新一轮全球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趋势和规律。但无法规避的现实是，在工业机器人、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广东（或者说中国）又一次落后了；在生态问题资本化与贸易化领域，发达国家更善于用工业文明的办法解决生态文明的问题，我们又一次落后了。历史给我们的机遇是，落后并不太远，差距并不太大。我们需要思想深处的再一次觉醒，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地位，认识到我们努力的方向，认识到抓住机遇、奋起直追进而主动引领工业化进程、引领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意义。

　　通过新觉醒再次引领重点领域改革

　　广东的新觉醒，需要通过觉醒再次引领重点领域改革。就经济社会大系统而言，引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核心变量是利率、税率、汇率，把这三个变量背后需要改革的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才能真正顺应发展大势和规律，引领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税率、汇率”协同改革与协调互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层次的洞察和科学的顶层设计。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这需要一个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需要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主体的参与，尤其需要民间金融行为主体的参与。培育民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将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促进，广东需要抓住这一趋势和机遇，形成民间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进而为全国探索利率市场化提供借鉴。

　　就经济发展而言，税收问题的核心在于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理顺产业链各环节的相对利益关系。尤为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税收的设置不合理，而导致产业链各环节资源配置的不协调。当前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其长远意义不亚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广东能否在“营改增”的推进过程中，快速反应，认真调研，科学探索，提炼出“营改增”的核心问题与推进模式，至关重要。

　　汇率，不仅是开放问题的核心，其与利率的联动，更是左右着全球各行为主体的神经。广东在构筑利率市场化微观基础的同时，应率先“走出去”，发行人民币债券，发展债权融资，与之相伴随的是“资本走出去，引进来”股权融资与股权投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微观基础。

　　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关键增长极之一，探索“利率、税率、汇率”的协同并进，是转型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广东需要再出发，需要再跨越。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