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法治中国”，是对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离开了法治中国，中国梦是不完整的，也是缺乏制度保障的；离开了中国梦，法治中国就失去了时代命脉，缺少了人民的主体性。因此，应该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背景下，从历史发展进步性、世界范围的普遍性、中国特色的实践性的有机结合上，全面科学地解读法治中国的内涵，以正确指导我们的法治建设实践。如何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法治中国的内涵，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向度上展开：

　　在历史发展向度上，法治中国理念具有先进性

　　“法治中国”，在历史发展向度上，代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先进的目标，具有先进性。

　　古代中国夏商周时代是礼治体系下的宗法中国。唐律疏议中关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的解释，概括了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的基本体制。这些治国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凝聚了古代文明智慧，具有进步性。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些治国体系基本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百多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西式民主、军阀统治、国民党党治等国家治理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也经历了政策治国、人治、群治、德治等治国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危害，证明当时的治国体系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有的治国方式甚至是历史的倒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通过修改宪法，制定一系列基本法律，建立了实施法治的法律基础；通过恢复和设立人大及其常委会、法院和检察院，建立了法治的组织基础；通过恢复和发展法学教育，恢复律师制度，建立了法治的人才基础和职业队伍基础；通过发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提出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独立司法、公平正义是法治的最高价值等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建立了法治的思想基础。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并且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等法治发展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法治中国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提出来的。法治中国的提出，是一百多年来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先进的目标。

　　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向度上，法治中国理念具有普遍性

　　“法治中国”，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向度上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具有普遍性。

　　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曾经长期领先于其他文明国家，中华文明对于周边国家和西方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工业革命推动现代文明发展，并且创造了工商文明和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论是以英国普通法为传统形成的英美法系，还是以古罗马法为传统形成的大陆法系，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法治国家。当代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法治原则和制度。国家治理体制上都是民主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且任期有限制；都有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党作为选举和执政的组织机构；国家治理的主要权力都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制约；都有比较完善的立法、执法、司法机制；都有司法权力和司法活动的独立性；都有坚持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公正、法治等等价值观。这些原则和制度，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要求。

　　当然，这些普遍性的原则和制度，具体的存在形式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制度服务的政治利益也是不同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实行议会主权，国王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美国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联邦制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有的实行总统制，有的实行责任内阁制。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当时日本天皇掌握国家实权。从政党制度看，基本上是多党制，美国、英国实行两党竞争轮流坐庄，其他国家或者实际上实行一党制，或者多党联合执政。政党政治的差别，主要源于历史传统和民主政权建立过程中政党发挥作用的差异。

　　以西方工商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其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重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首先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法西斯政权也首先从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出现，并且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和平、发展、法治、人权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和主要潮流。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也在不断完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法治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处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展现和平大国形象，必须建立具有国际普遍性和先进性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只能是法治体系。我们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就是着眼于平等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是对于西方法治国家、自由国家的积极回应。

　　在时间向度上，法治中国理念具有统摄性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央提出的法治发展目标设计也是在动态中趋于完善。例如，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2002年提出建设小康社会，2004年国务院提出建设法治政府，2006年中央强调依法执政，2012年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可以说，这些发展目标从不同侧面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做出了明确要求，但是，也都是不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其内涵具有统摄性，它包括了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换言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等法治体系的建设，都属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是法治体系建设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在当前，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对于法治建设实践的统摄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对于中央层面关于当前法治建设改革任务的顶层设计有统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当前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改革任务有5个：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5个方面的改革包含若干个具体改革事项。这些目标任务的完成，对于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切实得到保障的目标具有直接推动意义。

　　其次，对于地方党政机关优化区域法治环境具有统摄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维护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在我国，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地方性法规只有在不同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才具有效力。国家法治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差异，领导干部和居民的素质有差异，法治机构的办公条件和经费保障有差异等等，因此，形成了水平层次不一、效果优劣不同的法治环境。有的地方实现法治的环境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为了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一些地方党政机关提出了诸如“法治浙江”“法治广东”“法治陕西”建设活动，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在优化区域法治环境，创造建立法治秩序的良好条件。法治区域环境的普遍优化，必然会全面优化法治中国的环境，促进法治体系的实现。

　　最后，法治中国对于法治政府等阶段性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统摄作用。党的十八大确定，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但是，这仅仅是法治中国总目标中的一个阶段性任务，后面还有法治社会、法治政党、法治国家等等一系列相互联系逐步深入的目标，这一切，都是统摄在法治中国这个大目标之下的。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