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章开沅

　　记者李思辉

　　本报3月19日刊出独家报道《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后，引起百余家媒体跟进。章先生为人为学的高风亮节，对教育积弊的忧虑，引起社会热议。日前，在其办公室，本报记者再度专访章先生，进一步呈现他对打破高校利益板结，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等问题的看法。

　　■大学校长本应是学者、是教育家，现在却倒逼着他们去讨封要级别，或是副部级或是正厅级，搞九品中正制那一套，校长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是人的内心修为的培养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造，而非功利的利益算计。

　　■我从自己开始改革，辞去“资深教授”，不要这个待遇了。我一个年近九旬之人勉力做点力所能及之事，衮衮诸公身居要职、精力充沛、见识高远，不妨也拿出些真作为来。

　　高教改革可以借鉴一下过往

　　记者：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开始，作为历史学家，您认为这次改革怎么推进？

　　章开沅：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过往。比如当前，教育界不少人都在谈论民国时期的大学。人们的这种讨论，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现今大学的不满。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对民国教育认识不足。民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改变的一段，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段。它完成了打破晚清教育的全盘西式移植，探寻切合中国特色新式教育模式的初步过程。培养了邓稼先、杨振宁等一大批大家，这是事实。我也曾受益于那时的大学教育。今天，我们应该客观批判历史，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任意贬低、批判它。

　　记者：民国时期的大学也有不如现在的地方吧？

　　章开沅：太多了。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大学跟现在不可比。过去的大学哪像大学，很多大学就三五百人，还没有现在一个学院、一个系大，有的系才一两个学生。现在的大学办学规模多大啊。那个时候的科研条件也差，查资料、搞研究，困难很多，非常不便。

　　民国的大学很穷，科研经费普遍非常紧张。公立大学尚且经常拖欠教员的薪资，更不要说私立大学了。那时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社会募捐。西南联大那会儿，竺可桢还带着学生在街边摆地摊筹集办学经费呢。那个时候的大学校长，哪像现在这么阔气，有国家财政拨款。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如过去的中学生，这也不全面。现在的孩子多有才华。他们几乎人人有特长，个个会才艺，吹拉弹唱了不得，过去的学生灰头土脸的，跟现在怎么比？完全没有可比性。

　　大学要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记者：具体来说，借鉴什么呢？

　　章开沅：那时高等教育办学的空间比现在大。现在的大学占地面积、规模等空间肯定比过去大，但是过去的大学办学自主程度，也就是整个学校自由运转的空间比现在要大。

　　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当时我就读的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就经常受邀和重要人物一起做礼拜。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对大学校长、大学教员看得也更重一些，当个人物来看。大学校长过关出境，政府要员、各界贤达都是很尊敬、很有礼貌的。

　　我也当过大学校长，恕我直言，现在的大学校长给人感觉“就那么回事”。校长有时候得陪吃陪喝鞍前马后，不这样做还不行。有官位级别尚且如此，没有级别更糟。有一个时期，一些设在地市州的大学校长，没有明确级别。开会得和公社书记坐在一起。

　　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因为没有行政级别，不久前去开会连门都进不去。大学校长本应是学者、是教育家，现在却倒逼着他们去讨封要级别，或是副部级或是正厅级，搞九品中正制那一套，校长们“实在是太可怜了”。大学校长、教师受尊重才能自尊，才能自强。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对董事会负责，但董事会不得干预具体办学。民国的大学几乎都有高度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教育法令自主运作。当时的教育部门很少过问具体的招生、办学、人事、财务等事宜，大多是根据学校的教育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当时的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主要采用英语教学。教育部官员提出“国文教育不够”，于是就增加一些汉字汉语课程。当时，政府官员也没那么多，督学来了很快就走了，学校师生都不知道，根本不会挂横幅、开大会、搞迎接。

　　记者：现在的大学缺乏足够的自主权？

　　章开沅：不错。蔡元培倡导自主办学没有请示谁吧？他改革暮气沉沉的京师大学堂，让北大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了不起吧？但是，蔡元培可能比不上现今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因为他行政能力不强。现在的大学校长要懂学术，要会搞行政，要长袖善舞，否则就要吃亏，这很不正常。大学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实体，要有足够的自主权。

　　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

　　记者：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来办？

　　章开沅：非教育家办不可。教育的本源是“爱”，而非灌输。大学是文明的传承者，文化的整个长河靠教育传承。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是人的内心修为的培养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造，而非功利的利益算计。赚钱的专业就办，不赚钱的就不办；用得上的专业就考，用不上的就不考，这怎么行？

　　现今的大学有两大腐败渊薮。一是基建，一些校长、副校长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二是科研经费申请的作假。后者对大学的败坏最甚。申报科研项目，应该是启动后，再根据成果给予相应扶持。现在是还没有做就吹、就跑关系，有的吹得好就真的搞到了钱，有的甚至是虚报虚套。审计的时候，报销的条子抓一把查一查，就可能发现问题。

　　现在正是教育改革的“生死关头”，大学只能改革，没有退路。知识精英要起作用，尤其是教育家必须认识到自己在文化长河中的地位，传承文明，承上启下，锐意改革教育积弊，培养真正有大作为的人才，而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拨算盘。

　　当今大学教育改革需要自我革命

　　记者：那么，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在哪里？

　　章开沅：我以为改革的方向是两句话：让大学回归主体，让大学回归本位。改革的突破口是教育家的自我革命。

　　一是要敢于说话，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现在大学积弊甚多，但一些人默不作声，这很让人焦心。教育前途，攸关未来。“沉默的大多数”要作声，在职的教育家更要作声。提出改革对策，形成改革共识。

　　二是要有真担当，要有自我革命的决心。现在有些大学校长宣布在位期间“不承担项目，不插手财务”，这是起码的要求，但是一些校长至今做不到。校长要带头，有个改革的样子。谁当校长科研经费、各种资源就向谁集中，这种霸占要不得。

　　尤其不能贪图享受。办公室要那么大干什么呢？还有的学校降级卖文凭，要不得的。习总书记强调焦裕禄精神、延安精神，强调廉洁自律，很有必要。教育家当率先做到，以为世范。

　　我们要记住“君子慎独”的古训，多一份教育家的清高和风骨，不要沉浸在学校排名、曝光多少、项目几何的怡美中。

　　记者：在您看来，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如何？

　　章开沅：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积弊不少，但依然大有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设计合理，这一次改革值得期待。我们要把握住这次教育改革的大好机会，幡然猛醒，自我改革，有所建树。

　　改革关键是要行动，不要再等待观望了，不要再打太极搞“迂回战术”了，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我从自己开始改革，辞去“资深教授”，不要这个待遇了，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起点推动作用。我一个年近九旬之人勉力做点力所能及之事，衮衮诸公身居要职、精力充沛、见识高远，不妨也拿出些真作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