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不难，难于法之必行”。而在执法之中，最难的还是公平公正地执行法律，做到先上后下、先官后民。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执行法治就会畅行无阻。

　　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六中有一段“厉法禁”之说，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执行法律很有启迪作用，他说：“圣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罢随之，是以天下之为不善者，知其无有不罚也。”接着他更详细地阐述道：“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自古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崄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这一大段话的大意是，国家之所以要有法，是因为人们害怕受到制裁。但如果权贵阶层有丝毫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就依法处置，甚至不隔日，那么，天下人就知道，不论是谁触犯了法律都会受到惩罚。舜治理天下时，处置了无恶不作的四大家族，结果天下百姓为之信服和敬畏，以致后来社会风气好到了连法律都用不上的地步。商鞅、韩非以严法治天下，也是学舜之法，从权贵阶层开始，结果国家大治，发展稳定，成就霸业。

　　从这一论述中不难看到，从古至今，要想把依法治国实行好，都应当坚持自上而下的原则。尽管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是先严上，还是先严下，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拥有显赫权力的人物，他们本身手握国家重器，又对社会具有示范作用，如果对那些严重违法的权贵施以严厉打击，那么传播的就是一种正能量，对依法治国起到警示和示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贯彻“八项规定”，反“四风”、正作风，还是打“老虎”灭“苍蝇”，依法治吏，党中央都坚持做到自上而下、以上率下。特别是针对周永康、徐才厚等5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的查处，既对党员领导干部起到警示作用，使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大为收敛，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领导干部队伍树立起信心，为社会治理起到了促进作用。《孟子》中说：“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如果权力者自己都没做好，怎么可以要求别人做好呢？权力者身边的人都没有遵守法律，怎么能要求别人遵守法律呢？民间有一句俗话，叫“自己屁股滴鲜血，莫骂别人有痔疮”。自己做得不好，权力者身边的人不能守法，要求其他人守法和打击违法行为必然缺乏底气。为此，我们还可以懂得为什么唐朝名相陆贽在别人送他皮靴之类的薄礼时，连德宗皇帝劝他都不收的道理。这不光是作为手握重权者收了薄礼后将会引来重礼，更重要的是，即使收下一次薄礼，也会感到以后执法没底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中如何作为作出要求，指出，“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也符合法治的历史逻辑。因此，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必须抓住要害、掐住七寸，这就是首先做到依法治官、从严治官，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坚持从自己严起，从身边人严起，推动我军法治化建设，确保战斗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