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中文用的教材是您编写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敬佩地告诉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白乐桑不仅引领法国的汉学，其造诣还饮誉全球，在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他被推举为副会长。前不久，记者在北京两次采访他。

　　记者：据我所知，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派来中国的法国留学生，您是怎样对汉语产生兴趣的？

　　白乐桑：结束高中会考后，我选择学习哲学专业。到了第二年，我感到我自然的兴趣是外语，作为第二门主修课我就选择了西班牙语，可三周后就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门语言太平常了，离母语太近了。这时我注意到我们学校有中文系，我就开始了汉语的启蒙学习。从1969年底开始我就有了两门主修科目，一是已经开始的哲学，二是汉语。哲学和汉语专业的区别是，当时后者的职业出路为零。因此自己学习汉语，只是被汉语尤其是汉字的魅力所吸引，特别是对于学习者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我记得，我当时常常在我的新华字典里记下自己认识的汉字。开始时是20个，两个月后变成150个，接着，200，300……矛盾的是，它给学习者带来的是动力而不是气馁。我感觉必须一直走下去，迎接挑战，总有一天走到这个不透明文字的另一边。这就是我为什么走向汉语的动力。我的一个发现就是，在汉语学习者中，迎接挑战的动力和对异国他乡了解的兴趣是相当重要的动机。

　　我想以此结束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还发现不少从事教学或汉学研究的汉学家有双重轨迹，就是学习哲学和汉语。人数之众使人无法相信这仅是偶然。我问过在世的最有名的汉学家万德尔茨，他告诉我他也经历过哲学和汉语的双重学业，我问他是否偶然，他立即否定。他说汉语和哲学有一个共同点，引用他当时创造的词，就是“形而上的好奇”，一种高于所有学识之上的好奇。对于哲学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它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对于汉语呢，在西方人来说，汉语能使人高深一些，使人对所有的文化保持一定距离，包括对自己的文化，因为中国很早就意味着“别他”， 别种语言，别种文化，别种思想，别种思维，别个世界，等等。

　　记者：您对汉学的主要建树是什么？您如何评价自己？

　　白乐桑：我的回答会比较简单。自我评价是件难事，还是让别人来评价吧。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区分语言教学、对语言教学的研究以及对于汉语语言的推广。如果说我贡献了什么，首先就是我试图将对传授语言方法的思考纳入汉学当中去，当然我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我在各种层面上尝试着。更确切地说，我的一份主要贡献在于坚持主张汉语教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教学实践中都要应付两个语言教学单位，即字和词，而不止一个，这样才能遵守汉语的内在规律和本来面目。我的这一路子被称为汉语教学上的“字”本位理念。概括地说，我主要的建树是坚持汉语独特性理论，并把汉语独特性理论和教学结合在一起。目前看来这种尝试成功了。

　　记者：您如何评价法国的汉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

　　白乐桑：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也是被中国学界公认的，在汉语教学法领域法国有着无可争议的先驱地位。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汉语教学方法论上的科学思考，二是在汉语教学学科建设方面。在这两个层次上，法国的技能实力的领先地位被公认。我想强调的是，法国是一个汉学研究的重要国家，称得上是与德国和英国并列的汉学重地，对汉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想说明的是，汉学是从基督教传教士开始的，而法国是最盛产基督教传教士的。正是由于众多来自传教士的影响重大的信函，我们才有了对中国的最早期印象，其中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居多。

　　据我了解，法国是一个中国文学翻译的大国，包括古典著作和当代文学，有许多译作，也有很多译者。说到数字，你们能在书市上找到四五种《道德经》的法译版，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版本存放在法国图书馆里，也说明了法译汉学著作所占的重要地位。我们有一部分机构是专门研究汉学的，比如高等社会科学院，高等实践学院，同时有专门的汉学图书馆。另外不能忘记的是里昂市立图书馆中的中国资料库，那里特别集中了许多汉学资料和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教学资料。这是因为许多传教士去世后，家人把资料赠送给了传教士中国资料库，然后这一资料库移到了里昂市图书馆，那里有说着很好的汉语图书资料员。

　　记者：法国第一代汉学家以谁为代表，您处在第几代，在您这一代，谁是代表性人物？目前，法国的汉学家是青黄不接，还是后继有人？

　　白乐桑：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代汉学家是基督教传教士，因为一部分传教士达到了对中国语言掌握和对文化理解的高水平，有的编撰了辞典，有的翻译了古代经典著作，包括儒家著作等，只有专家水平的人才能达到这一高度，虽然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汉学，但是他们的成就已经属于学识汉学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第二代是世俗性的非宗教汉学家，法国是先锋。我们很快就要在2014年庆祝第一个汉学大学教职位置确立的二百周年。是一个名叫雷慕沙的人在1814取得了在最有地位的法兰西学院第一个汉学教授的席位。直到今天，法兰西学院在学术上是最高地位的学府，每一领域往往只有一名专家教授，而不是四五位。汉学从1814年就享有一名如此高水平学府的教授职位，这是第一次在西方世界出现正式的汉语教学。当时人们纷纷从欧洲四面八方来到巴黎聆听雷慕沙的授课。我每次都要说雷慕沙学习汉语的动力，不是因为他听了汉语课，而是因为当时无课可听，他达到了一个对汉语语言和文字理解的高级水平。我们可以说雷慕沙当时写的文字至今没有起皱，没有过时。在语言学研究上，人们还经常参照雷慕沙写的有关汉语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论述。雷慕沙开始汉语学习的起因是这样的：一天他来到一个传教士的工作室，发现书架上有一个中文草目。雷慕沙一直喜欢草目，他学习医学，十分喜欢草本。他当时就决定迎接一场挑战，就是总会有一天能理解这个中文草目上写的意思。当时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中文的意思。就是这种迎接挑战的意识使雷慕沙走进了中文世界。尔后到了19世纪中叶到晚期，出现了另外一代即第三代。

　　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大学里出现了东方学学院，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有了法国的现代汉语水平相当高的教师，而以前只有古汉语的。有一些人开始去中国，还有一些人留在中国生活。东方学学院的出现带来了汉语的大学教育的开始。然后就是最新的一代，这一代就是受益于中法建交以后的一代。建交后有1964，1965两届留学生，然后就是恢复中法文化交流的1973年的公派留华生，我个人就是那批30名学生之一。可以说，这一代人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又有一批新人在成长，因为法国政府提供了多名汉语教师的职位，有一批专家会出现其中，还有大学正在培养的学生也会加入专家的行列。在当代有代表性的汉学家中，有很多名字值得一提。第一位是《水浒传》法译本的译者——谭霞客，他不幸于两年前去世。尽管我不太了解其他语言，但在我看来他是外译法的登峰造极者之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超越他。法国的汉学研究十分有生命力，越来越多的领域被涉猎，不管是古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不管是汉语还是文化方面。因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仅汉学研究后继有人，而且学问研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汉语教学法方面，即对如何传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对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