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G20财长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李佳彬摄

蒂姆·哈考特

　　“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正在悉尼举行，成员国主要财经官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共同出席。会议期间，记者就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前景等问题对澳知名经济学家、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蒂姆·哈考特进行了专访。

　　哈考特曾担任澳国家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12年之久，并先后十余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经济状况十分熟悉。尽管目前回到大学任教，但他依然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记者：中国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压力，例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用工荒”就是直接的例证。我们知道，低廉的制造成本曾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主要竞争优势，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

　　哈考特：我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曾经问一位民营企业的经理是否为工人上了“工伤保险”，他摇头予以否认。当时，来自农村地区的“打工大军”为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老板们自然不愁招不到工人。但我最近一次访华时，当我再次来到这家企业时，经理一个劲儿地向我诉苦，表示“如今招工很困难，特别是熟练工人更是各家竞相抢夺的香饽饽，即便承诺高额薪水也未必能找到”。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也必须要面对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注重加强对工人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层次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鼓励地区间人才流动，并逐步减少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限制和束缚，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出现的“用工荒”等情况。此外，我建议中国还应改变以往主要靠对外贸易拉动经济的模式，更多地立足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记者：美国自去年底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一举动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遭到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批评。您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会产生何种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共同应对这一问题？

　　哈考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称，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在财政风险以及欧洲面临的通货紧缩都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威胁。同时，我也认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必将成为本届G20财长会议的主要议题，因为该政策实施之后，将会导致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

　　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只有海水退潮后，才知道谁在裸游”。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长，逐步形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与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产生了矛盾。当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大量的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使这些矛盾被暂时掩盖了。如今，当热钱退去之后，很多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

　　我认为美国不可能长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货币政策也必然会逐步回归理性。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需要对自身经济结构中那些不合理的方面予以改革，因为这些问题终归是需要解决的。而且也只有不断地对不合理的经济政策或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各国在实施国内改革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开展国际协作。G20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既包括了发达经济体，也包含了新兴经济体，这一优势是其他地区或国际组织无法比拟的。

　　（本报悉尼2月22日电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李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