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离开了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领导岗位，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一直关注着中国出版。在他看来，中国当代出版家肩负着建设出版强国的使命，出版业的体制改革、发展创新都要围绕着这个使命展开。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今天是世界出版大国，但还不是出版强国。从“大”到“强”是个质的跨越，特别是面临数字时代的冲击，中国出版人如何实现这个跨越？

　　柳斌杰：当代中国出版家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出版强国。虽然目前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全媒体传播给出版业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但归根到底，根基的东西还是出版。目前对出版业要有清醒的认识，它是一个继续发展而且会永恒发展下去的行业。有的同志总是担心纸质出版目前分量、形势都赶不上新的传播载体和传播渠道，这是不必要的。变化的是载体、是平台，思想、精神、文化的内容是永恒的。关键是我们要有好的作品、好的产品。所以一定要增加我们对行业的自信。如果对行业都不自信，那么你对中国的文化谈何自信？对中国的文化不自信，就缺乏认同感，还怎么谈得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呢？这是最起码的道理。

　　记者：出版业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速度最快、最彻底的一个行业。但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建立全国统一的大流通大市场一直进展不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柳斌杰：落实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这是文化体制改革明确的要求。部门壁垒、地区壁垒、所有制壁垒不打破，就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最近十年来，全球出版业的兼并重组非常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出版巨头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而我们今天居然还打不破部门、地区、所有制壁垒，说明我们的体制太落后了，连这点事情自己都做不到，还想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关于贯穿全国城乡的统一发行网络建设，几年前我们就提出三大平台的设想，应该加快推进，我跟中央有关方面早就提出建议，仿照电网的形式把我们国有的新华书店打通，建设南北两个全国统一的物流中心配送平台，然后再用网络建一个大的出版物交易平台。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可以自由地在这些平台上交易，免得大家花费了很多力气，去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孤立的小平台。“自产自销”是落后的模式，但出版社现在还是这么做，怎么能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的群众需求？

　　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出版业是主力军。您对于今后出版“走出去”有何建议？

　　柳斌杰：国际传播的竞争力，图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化领域真正的影响在思想、在意识、在精神，核心价值传播主要是图书，所以要在出版方面继续下功夫，出版业开放水平要提高。现在中央政策上也放开了，任何出版社不论是国有、民营或者个人的出版机构，只要是做对外宣传的书是可以赋予出版权的，这就是鼓励出版业走出去。

　　出版“走出去”要依靠多层次的合作。政府有政府的合作，行业有行业的合作，企业有企业的合作。“走出去”，政府只能起到示范作用，行业协会也只能给大家搭桥牵线，真正的实体主体是企业。你怎么样去合作，找国际合作的对象，兼并重组他的公司，利用他的发行网络扩展市场，这是企业最实质的活动，也是真正使文化产品能够走出去的关键。

　　过去我们“走出去”主要靠政府去送，后来大家都批评这种方式，花了那么多的钱，印了那么多的书，送到外国图书馆、大使馆去，没有发挥作用，甚至都找不到人送。后来看外国，人家是靠市场。所以，我们改变了方式，现在是内宣外宣合并，“走出去”是文化市场走出去，产品走出去，而不是政府走出去。我们回想一下别人的文化传播，早期日本的电视剧，一休、阿童木影响了一代人。后来美国的大片，它们是怎么走出去的？是走市场走出去了。西方的图书在中国都是通过市场，它们既赚了你的钱，也影响了你的价值观，做得多合算。所以出版“走出去”最重要的一环是企业走出去，用自己的出版产品去传播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