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的期望，高校该如何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持特色？日前，刚刚上任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离开十几年，重返华科大，有什么感想？感觉有什么不同？

　　丁烈云：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华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在我国的人才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有很高的地位。

　　华科大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主要表现在学校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项目，能够在这么短时间立项、建设。还有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也是在我离开学校之后建立的。

　　记者：社会对高校的期望很高，大学毕业了，想要找到理想的工作却很难。您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做些什么？

　　丁烈云：学生的就业与一个学校的办学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就业一定要将学生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相结合。这表现在办学理念上，就是学校要培养通才还是专才。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今后的适应能力强，专才培养则能够让学生很快进入职业角色。华中科技大学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要在通才和专才的培养上找到平衡点。

　　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优秀学生，是大学的使命。大学要以育人为本，比如，我们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受益。有一句话叫“学在华科大”，华科大有这么多学术平台，有很多应用开发过程的体验，学生到华中科技大学来，就能和这些平台的科学家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创造好的硬件学习环境，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撑。举个例子，学生宿舍人均建筑面积为8至12平方米，年人均费用是1200元，但其中差别在于：建人均8平方米的宿舍，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若以人均12平方米为标准，就可以含有洗衣房、阅读室，多了三分之一的面积标准就能按照社区的理念来进行宿舍建设，那就是建一个家而非仅仅一张睡觉的床，一个家的育人环境和一张床的育人环境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记者：大学正面临改革的关键时期，您怎么看待自主办学和“去行政化”？

　　丁烈云：自主和自律是相对应的，自主办学意味着更少的行政约束，但不代表大学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中国的大学有四种力量要发挥好，要准确定位这四种力量，明确大学完备的治理结构。这四种力量分别是：党委领导的政治力、校长负责的行政力、教授治学的学术力和群众监督的民主力。行政力是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具备的管理机制，而且管理效率要高。现在大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教授治学的学术力应该怎么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术委员会。现在学术委员会有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由校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校长虽有学术背景，但是考虑学术问题往往会带有行政色彩。新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规定必须二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行政职务，我认为这个比例应该更大。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适当分离行政和学术，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目前高校学术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得很好，高校应该赋予学术组织更多的权力，特别是在学术事务中决策的职能。这几种力量都应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学术权力也要受民主监督。我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樊明武院士说得好，学术委员会不能成为行政化的组织，而且其行为也应受到监督。

　　记者：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校长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在搞经济，做课题搞项目是为了谋求利益，而非育人的大学。您作为大学校长，认为原因何在？

　　丁烈云：这不是中国高校的实际，不是普遍现象。但一些地方也确实存在这一问题。这有两种原因，一是目前学校的工资体系结构极不合理，教师薪酬除了基本工资外，还必须靠科研、社会服务等来增加收入养家糊口；二是与管理体制有关。学校最大的贡献除了培养人才以外，也要做好应用研究的学术，做好科技与经济的对接，做好科技成果的转化。但研究工作不应该跟科研提成挂钩，不应是能获得多少收入就投入多少精力；而应与研究任务挂钩，不管钱多钱少，都应该全身心投入。

　　记者：在治校的改革中，如何继续保持华科大的特色？

　　丁烈云：改革一定要从学校本身的校情和特色出发，实事求是。华科大的创新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谓之“顶天”，也就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华科大有一流的创新基地，如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在全国只有极少的高校拥有这样的平台。这些，为科学前沿的探索和学校未来的发展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将继续努力“顶天”。二是谓之“立地”，也就是面向国家和企业重大需求的应用研究，“学研产”结合一直是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研究探索要“接地气”。我们要打造类似于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推动华中科技大学与“中国光谷”更好地互动共赢。

　　理论探索要“顶天”，应用研究要“立地”，学校要回报社会，要做好科技与经济的对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本报记者 夏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