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贤光说：“老百姓是天！”

　　老百姓为什么是天呢？

　　采访袁贤光的3年多时间里，记者跟他有过多次长谈、深谈，直击心灵，真诚坦荡。

　　在他们面前，我敢说老吗

　　记者：袁老，您这么大年纪，整天奔波，不觉得累吗？

　　袁贤光——

　　你说我老吗？我今年才81岁。我长期看望的老人中有几位“红二代”和革命老战士，比我年纪大很多，可是他们还在劳动，还在奉献，精神好得很。

　　牺牲在江西的红军将领陈东日的女儿陈淑仪老人，今年93岁了。她的大伯被还乡团活埋，哥哥被敌人用刺刀挑死，她是从敌人屠刀下侥幸逃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从来没有向党和政府伸过手，一直在乡村劳动。她背得出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学校第一任校长兼红二十军政委的父亲写给乡亲们的那封信：“……我当这个官是为了穷人去当的，只要穷人有田耕，不受欺压，就是明天我战死了，也是值得的。”我每次去看她，她都要拉着我一起唱《国际歌》，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唱一边打拍子！

　　赤石乡白清村有位叫谷火保的老游击队员，他是机枪手，在围剿汝城大土匪胡凤章的战斗中立了大功。他也是一直当农民，95岁了还在山上看着一群牛。他说，活着就要劳动。他爱讲战斗故事，爱说一句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冲锋……”

　　在他们面前，我敢说老吗？

　　宜章是一块红色土地，是湘南起义的重要发源地，跟着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宜章籍战士有好几千人，这些人后来大都牺牲了，杨绍良将军一家13口人上井冈山，只有他一个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块土地上涌现了像邓中夏、毛科文、张际春、陈光、曾志、吴仲廉、彭儒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才情、有作为的英雄。他们都有一种为人民竭诚奉献、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比起他们来，我做的这点事算得了什么。比起他们来，我更不敢说老了。

　　看到老百姓的难事，我就忍不住流泪

　　记者：我们发现您爱哭。您从小就爱哭吗？

　　袁贤光——

　　为自己的事，我很少流泪。几次受伤我都没有流过一滴泪。但是看到老百姓的难事，我就忍不住流泪。人民的疾苦，只有到人民中去你才知道。天塘中心小学谭兰霞老师告诉我，有两个叫张丽香、张丽娟的孩子，两人一天只吃4两米，熬粥吃，几个月吃不到猪肉。她们的母亲是精神病人，父亲也有病。晚上，母亲发病了，敲门打屋，她们根本不能睡。我赶到那里，两个孩子都扑到我怀里哭，我能不哭吗？谭老师也哭，我们哭成一堆！我们发动义工捐助，把她们的妈妈送到市精神病医院治疗，谭老师把姐妹俩带到自己身边学习，谁知孩子的妈妈好了以后又复发，跑到学校去闹事，有些人不理解，反怪谭老师爱管闲事，谭老师哭了。她哭，我也哭，学校校长也哭，哭完了，我们还是设法把孩子患精神病的母亲再次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新华乡有个叫周招英的村民，两个孩子都得了“戈射病”，国内目前还无法治疗，男孩读小学，女孩读中学。我去看望他们时，两个孩子都抱住我喊：“袁爷爷，我们好想活下去呀！”可是去年春，男孩子走了，那天晚上，周招英在电话里哭了20多分钟，我也哭了20多分钟。哭完了，她叮嘱我：“袁老，从下个月起，请政府取消一个孩子的低保……”

　　多好的人啊，后来，我想起来又禁不住哭。百姓的生老病死，安危冷暖，共产党人不管谁管？共产党人是最有人类同情心的人，是最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急人民所急，哭人民所哭！

　　遇到痛心和愤怒的事，我也哭。比如因某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给人民造成恶果和痛苦，由于他们的冷漠造成群众的失落、失望和愤懑，我是替这些干部的良心在哭。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太好了，太及时了！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了，世界历史上有过这么大的政党吗？一个政党，不在于有多大，重要的是有多强，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有多高，奉人民为天的信念有多坚定。党的力量在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在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失去了人民，就像雄鹰折断了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人民中的美善能量和天地一样大

　　记者：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谁是国家的主人？谁是我们社会的主体？谁是创造了中国改革发展奇迹的英雄？谁为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承担了最多？在有些干部意识里并不那么清楚。

　　袁贤光——

　　是啊！群众有了难处解不开，就很可能被社会不良势力乘虚而入，把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复杂化，甚至造成恶果。

　　白石渡镇有个村民，是独生子女户，按有关政策规定，这样的独生子女户在村组分配中应该享受多一份的待遇，但这个村组被征收了一批土地，可是分配土地款时，并没有按政策规定分配。多次上访没结果，有社会不良分子找上门来了，说他们可以帮助他办到，但要对半分成。我听说后很着急，立刻帮这个村民到法院立好案，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这时有人打电话威胁，要我放弃介入，否则如何如何。

　　老百姓中有无数的好人，他们少为人知，长期默默助人成为习惯，从来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了不起的地方，真善美的积存十分雄厚，代代传承，绵绵不绝。

　　吴辉球老师和他一家人特别让我感动。几个孤寡老人租住他家的房子，他30多年不收房租。有一年发大水，洪水进了屋，他一个人将老人背上二楼，把他们的东西先搬上楼去，自家的东西却被水冲走了。他给老人们洗衣服，送他们上医院，为他们买药，都是自己掏钱，他老伴儿非常爽朗，时常给老人们讲故事，说笑话，走进这个家，时时处处都是笑声。要不是我去了，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外人谁知道呢？他们图个什么？

　　什么力量大？美善的力量最大，人民中的美善能量和天地一样大，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深厚的积存，就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共产党依靠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

　　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大业中，我只是一个勤杂工

　　记者：袁老，您像个思想家，十分清醒，看事看人有独到的见解。

　　袁贤光——

　　别夸我！我最缺的就是思想水平。好多事情看到了，但讲不清；意识到了，但梳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不喜欢把调子唱得太高，要实事求是。特别是谈中国成就的时候，不要讲过头话。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定位是正确的，我们刚刚起步。这个阶段，人们讲物讲钱多了一些，没有足够注意到人和人的精神，人的道德，人的品格和操守，中国要有经济的发展，要有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但不要忽视了人。体制的改革要有人去执行，一切决定于人，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世界上发达国家，无不从教育抓起，从育人掀起。塑造人就是塑造国家民族的未来。我在与孝顺少女邓登静的交流中，得知她班上的同学谷头丽因为家庭困难辍学去深圳打工，座位空在那里，显得格外刺眼。我赶紧邀校长一起去谷头丽家访问。随后，就是你们知道的事情了，光明日报与学校和社会爱心人士开展了一次联手爱心行动，最后去深圳的工厂把谷头丽接回了学校。现在她在宜章县一中读书，成绩优秀。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几篇系列报道《呼唤》《牵挂》《回归》《感谢》记录了这个悲喜剧的全过程。

　　邓登静和谷头丽的事情让我夜不能寐。她们都是有良心、懂孝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这些老人、成年人一定要好好呵护她们。

　　我只做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一点事，微不足道。我给自己有个比较合适的定位。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大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战役。这场战役，有主攻部队，也有后勤部队。我只是一个勤杂工，一会儿到担架队搭把手，一会儿到炊事班去烧烧火。行军中，看到有掉队的战士，也上去送他一口水喝，然后拍拍他的肩膀：“不用怕，我陪着你往前走……”（本报记者 唐湘岳 本报通讯员 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