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鲁鸣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

　　●坚持战略定力与战略张力相统一，坚持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相统一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改变之后我军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发展方式的变革和重塑，是一次“进入21世纪战场准入资格”的大考

　　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世界，持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我国的基本战略。为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姜鲁鸣。

　　争夺综合国力优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竞争的“制高点”

　　记者：习主席指出，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我们的事业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前，综合国力竞争具有哪些特点呢？

　　姜鲁鸣：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制度等要素实力，以及国家面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基础实力。在我看来，综合国力还应加上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能力和战略运筹能力。当前，每个国家都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拥有相对于别国更大的优势，相互间的竞争格外激烈。很多国家都在制定和实施国家竞争力战略，强调均衡发展国力，强调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以战略塑造未来。可以说，争夺综合国力优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竞争的“制高点”。谁能抢占这个“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战略优势，政治上更自主，经济上更繁荣，军事上更强盛，外交上更主动，谁就能够成功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现阶段我国发展已进入一个摩擦多发期、矛盾凸显期，与外部世界的结构性挫动明显加剧。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战略调整期，纷纷扩张实体经济、收缩虚拟经济，大力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实现新的平衡，给我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引起国际力量对比变化，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10位，目前已居世界第2位，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由6.5%发展到58%，这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战略焦虑。显然，我国发展越是接近与外部世界和外部战略力量相对平衡的临界点，这种外部挫动的频率就会越高，强度也会越大。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的战略优势和短板

　　记者：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处在什么位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有哪些战略优势？

　　姜鲁鸣：评估综合国力有不同的方法。据美国“兰德公司”对 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评估，中国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5位。据中国社科院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10》对11个国家综合国力进行的评估，中国排名第7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主要五个战略优势。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理论体系优势、制度优势以及党的领导优势。二是中华民族具有提升综合国力的强烈愿望和社会心理。经历近代中国的屈辱、磨难和新中国奋发向上的建设发展，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深刻含义。三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果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工业化、城镇化前景为综合国力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持久动力。按近1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速度估算，未来城镇化建设至少还可以支撑中国发展30年。五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本充裕和国内稳定奠定了综合国力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记者：的确如此，但民族复兴毕竟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的战略短板是什么？原因何在？

　　姜鲁鸣：我感觉，主要有五个战略短板。一是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量极不均衡，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我国经济和资源总量巨大，但人均占有量极低，土地面积人均不足1公顷，为世界水平的1/3，人均矿产资源占有居世界80位，耕地面积人均占有不足0.1公顷。与此同时，转变发展方式成效还不显著，这又加剧了战略性资源能源的供需矛盾，以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可承受性的矛盾。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矛盾突出。以收入分配来说，我们的基尼系数是持续走高的，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2013年仍在0.473的高位。对中国来说，确实有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质量不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现在中国只是一个经济总量的大国，还不是经济实力的大国，肌肉和力量都有待强化。其中最薄弱之处在于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四是文化力、战略运筹能力等软实力较弱。这些年，我国很重视软实力建设，但软实力“太软”的问题仍很突出。目前我国每年引进图书上万种，占国内图书市场交易额的10%到15%，输出图书却只有千余种，还不到世界图书交易份额的0.3%。五是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和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面对新使命新要求，我们还不完全具有相应的军事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需求，面对信息化的现代战争，面对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我国军事力量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这些短板集中反映了我国国力结构存在的三个严重不均衡：在经济体系中，GDP总量与经济质量、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不平衡；在力量建设体系中，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建设之间存在不平衡；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已有资源力量与战略运筹能力之间存在不平衡。这三种不均衡严重制约着中国由大到强的发展。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中国现代化“挤压型”发展道路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要完成三大转变，即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计划转向市场、由农业和半工业化社会转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这些重大转变，在西方通常要数百年才能完成。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么繁重的历史任务，难免会产生一种“压缩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连同各类矛盾都被“挤压”在“短暂的历史一瞬间”。由此带来中国发展的两重性：主导方面是其促进发展和进步的巨大历史价值；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发展的不协调、不和谐、不均衡、不可持续，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等领域建设的相对滞后，由此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综合国力的提高。

　　如何持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记者：由此看来，我们确实要有一种危机意识。那么，究竟如何克服这些短板，持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呢？

　　姜鲁鸣：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应大幅提升四种战略能力。

　　提升战略运筹能力。应根据我国长远发展规划目标和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基本态势，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国家竞争力战略，主要体现三种价值导向。一是均衡发展导向，通过均衡发展国力，矫正长期以来实行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任务的非均衡战略所形成的综合国力发展缺欠，消除战略短板。二是比较优势导向，在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渐消退的条件下，把功夫先收到国内来，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扩大国内需求，不断提升经济质量和科技水平，然后以更高的起点、更强的实力参与国际竞争。三是战略弹性导向，坚持战略定力与战略张力相统一，坚持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相统一。这是持续提升我国国家竞争力必须处理好的两个重大关系。习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有战略定力，其中包含了要继续韬光养晦，在低调中发展壮大；同时，又要保持战略张力，奋发有为，在敌对势力挑战我战略底线时要果敢出手。这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崛起中的国际摩擦成本，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提升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将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生死之道。借用兰德公司研究者的话来说：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所以，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必须走创新驱动型发展之路。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定好位。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是创造者和领先者；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是模仿者和学习者；进入知识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必须当开拓者和创新者，这是我们提升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提升制度文化等软实力。在国外战略家看来，硬实力是显示国家力量的一只铁手，而软实力则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手”，少了哪一只手都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实力。走向民族复兴，我们必须根本改变近代以来“重硬轻软”的实践倾向，切实把软硬实力建设统一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制度、文化这两大软实力要素建设，并把二者打造成提升综合国力的“一块整钢”。实际上，没有相应文化支撑的制度只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制度空壳；而没有先进制度的反哺，人类的精神花园也将失去最具生命力的绿洲。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的一体化建设，是我国由大到强的基础工程。只有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魂，构建一个具有民族优秀基因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制度存在和文化存在，我们才能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

　　提升军事能力。解决国家综合国力中军事能力短板问题，一靠建设，二靠改革，但当下最重要的是改革。不改革军队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明确了调整改革体制编制、政策制度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三方面任务。可见，这次改革的实质，是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改变之后我军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发展方式的变革和重塑，是一次“进入21世纪战场准入资格”的大考。能否通过这次大考，将最终决定我军能否在国家由大到强的进程中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通过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的形式，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任务部署向全世界公布，表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显然，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迫切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深刻认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采取有效之策冲破阻碍各项改革的利益藩篱。这样就能实现中国军事组织形态现代化，就能建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