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6年，张海鹏与夫人在北京景山公园赏牡丹。 （资料图片）

　　2014年，75岁的张海鹏先生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已整整50个年头。青年时偶入史学之门，几经挫折得窥史学真义并终成中国近代史大家，回顾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张海鹏的自我总结是，“治所兼治学，肩挑双担；论史又论政，心忧天下。”

　　潜心治史求真义，皓首穷经著春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再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真实面目，是张海鹏始终秉持的治史理念。

　　与史结缘 百折不悔

　　“我读历史，从事历史研究，是很偶然的。”人生重要关头的两次阴差阳错，成全了张海鹏与中国近代史的缘分。

　　1939年5月，张海鹏出生于湖北一个农民家庭。家乡浓厚的革命传统、兄长投身新四军的经历，给童年的张海鹏留下深刻印象。

　　1959年高中毕业时，喜爱外语和外交的张海鹏前3个志愿填写的都是外文系。“我心里想，前3个志愿中一定可以录取一个，第4个志愿以后都是随便瞎填的。结果录取通知一来，是第4个志愿：武汉大学历史系。”

　　在5年严谨规范的学科训练后，1964年大学毕业时，张海鹏曾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生，最终报了名却没考成，而是按照历史系党总支的要求，报考了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

　　等到学校统一宣布分配方案，张海鹏才知道，自己考上了外交研究班，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挑走了。

　　由于“四清”运动和“文革”的原因，进入近代史所后的前13年，张海鹏几乎不能参加任何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后，39岁的张海鹏才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状态。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他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中。从此，张海鹏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他在协助老所长刘大年编著《中国近代史稿》的同时，出版了《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和《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组织编辑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并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等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奠定了研究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和学术趋向。

　　在被动中寻找主动，方能在偶然中成就必然。张海鹏说，“我的这些经历，现在的年轻一代不会再经历，也不应该再经历了。但是在新时期，也不会处处一帆风顺。年轻的朋友要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困难面前善于自处、善于向社会学习、善于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成功是等待有准备的人的。”

　　论史议政 心忧天下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张海鹏始终坚持自己的治史理念，那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和发展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他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不能盲目地跟着外国学者走，要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建立自己的学术自信。”

　　什么是唯物史观？那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发展规律，使读史的人看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尊重唯物史观就是尊重历史。他认为，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一些研究者试图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研究范式并不妥当。

　　张海鹏对近代史既有实证研究，更注重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集中体现了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探索和战略思考。

　　对于学术研究中违背唯物史观的错误倾向，张海鹏立场鲜明地予以驳斥。1996年，他撰写了《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提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不仅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要注意现实性、革命性。正确处理两者的结合，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

　　2006年，针对《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否定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观点，张海鹏从基本史实、方法论和历史观几方面，进行了全面反驳。“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

　　书生议政，并非泛言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张海鹏回击各种杂音的最有力武器。在中日关系、港澳问题、台湾问题上，张海鹏都能以敏锐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和扎实的史学功底著文发声。

　　“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内地的刊物上这样讲，在台湾的刊物上也这样讲。”张海鹏认为，研究近代史，就是要揭示1840年后的中国为什么发展为1949年后的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民心，能够从复杂纷繁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这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逐一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本质。”张海鹏说。

　　寄语青年 踏实治学

　　1988年，张海鹏成为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1994年担任所长并连任至2004年。

　　这期间，他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一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张海鹏提出了近代中国在20世纪的头20年是先“沉沦”到“谷底”，然后再“上升”的新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

　　2006年，由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55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通史》出版，近代史所几代学者的夙愿得以实现。这部书在内容上虽然还是以政治史为主题，但增加了经济史、文化思想史，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青年学者的薪火相传。张海鹏耗费了大量心血培养年轻人才。每年他至少组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使研究人员有机会接触国际各种学术流派。张海鹏说，“当时，我们的经费很紧张，我下决心出版讨论会的论文。无论怎么穷，我们所里要拿出钱来。”俄罗斯历史学会前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曾专门著文，称赞这一做法。

　　浸润在近代史所的50年里，胡绳、范文澜、刘大年等前辈大家的教诲令张海鹏受益终身，他更愿意将这些与更多年轻人分享。

　　他对青年学者提出5点希望：一是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努力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贡献；二是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能深入堂奥，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三是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四是在百家争鸣中提倡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五是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对学术成果的发布要抱着敬慎、敬惧的态度，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

　　对学术界负责、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张海鹏追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