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幕已全面拉开。“户籍制度改革这个涉及亿万农业人口转移的大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伟大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地进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记者：你是较早关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学者之一，此前在各种论坛上，都有你的声音。我国户籍改革已有10多年历史，但整体上动作不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樊纲：户籍改革不是个新话题，近年来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但一直未真正破冰。其原因主要是多年来城乡结构二元化带来的利益切割。2012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170多个城市调研，结果发现，户籍制度改革竟然遭到了几乎所有市长的反对。为什么？因为户籍改革涉及户籍背后附带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等。对政府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城前期需要支付大笔费用，人均市民化成本至少需要10万元。对于农民而言，是失去土地的不甘心不放心，是放弃农民优势的无奈。

　　记者：社科院去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以0.8%到1.0%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这是否意味着户籍改革必须加速推进？

　　樊纲：是这样。但户籍改革不是一夜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今后20年内还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户籍改革必须是务实可行的。通过多年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渐进市民化的思路。就是说，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如同中央所说，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既要鼓励各地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又要指导地方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意愿，不搞指标分配，不搞层层加码。在路线图上，我们主张先解决占大头的跨区（省）、外出打工年龄超过10年以上，以及“农二代”的市民化问题；在操作策略上，不要求一下子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平齐，也不能以农民工放弃土地等原有的农村“保障”挂钩。

　　记者：就中国国情和你们的研究成果看，我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把握哪些重要原则？

　　樊纲：除了强调《意见》的若干原则外，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注意以下原则。比如，户籍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目标一致的原则。户籍制度改革，要有利于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发展需要。差别化原则，实行不同的标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保障户口转移者权益原则。要在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同时，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分类实施的原则，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合理安排自己的未来，给大家稳定的预期和希望。有序推进的原则，要立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充分考虑能力和可能，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不刮风、不冒进、不搞运动。（本报记者 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