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增长模式需要做出改变。虽然一些重要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但是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下一阶段的改革应该重点聚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重新调整上。第一要推进要素市场自由化，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要建立与新兴的市场经济更为适应的宏观政策框架。第三要转变政府角色，使其从直接支持生产和投资转向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

　　经济出现再平衡迹象

　　黄益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时常被誉为“中国奇迹”。然而，结构性风险也在随着时间积累，给中国经济前景带来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G D P中消费份额持续下滑、收入分配恶化以及环境污染加重等。从经济改革之初到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从25%左右稳步上升至50%左右。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增长模式需要做出改变，这也已成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中国将被迫重视和扭转高储蓄率问题，这是十分清楚的。这将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转型期间没有发生管理不善，中国G D P平均增长率将会在2010年至2020年下降到3%。但是，中国增长模式中一些重要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证据表明，中国经济正朝着新常态转型，增长速度在放缓但也更具可持续性，尽管这一过程还处于早期阶段。增长潜力可能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10%下降到第二个十年的6%至8%。同时，经常账户顺差已经明显缩小，消费占G D P的份额开始回升，收入分配也稳步得到改善。”黄益平说。

　　他认为，所谓新常态，并不仅仅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经济显示出明显的再平衡迹象。例如，经常账户盈余占G D P的比值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主要依据这项判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宣称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于2013年1月也指出，人民币低估程度已经小于五年前。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以及资本的双边流动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

　　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是农业获得更强的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更快上涨以及农村生产力稳步提升的综合结果。此外，直到最近，中国改革的成功还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然而，得益于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制造业企业的迁移以及西部丰富的资源禀赋，目前内陆经济增速已经快于沿海地区。

　　2013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基尼系数测算值，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间持续恶化；此后基尼系数又逐年降低，2012年为0.474，表明2008年至201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如果这一官方数据能够得到证实，则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官方数据还表明，消费对G D P增长的贡献从2007年约1/3增加到2010年的52%。有经济学家更进一步提出，由于对住宅消费的低估、部分消费被算作机构(企业)支出以及居民调查方法中的技术性问题，中国的消费比重被严重低估。他们发现，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估计的2010年消费比重为60.9%(当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值为47 .4%)，相比于该表所估计的1990年58.9%的消费比重，并未呈现出官方统计显示的下降趋势。

　　再平衡不会导致停滞

　　“当然，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还处于初级阶段。”黄益平说，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中国消费占G D P的比例为52%，还远远低于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70%至90%的普遍范围。而工资收入的持续调整会成为缩小这个差距的部分原因。众望所归的未来的利率市场化，也将提升存款利率水平，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再平衡。不过要想完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改变，比如采取措施在初次分配之外进一步改善收入不均，进一步发展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推进金融体系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

　　工资水平的提升所构成的第一轮成本冲击已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结构调整。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要么在寻求迁入西部省份或其他低收入国家，要么在实现产业价值链上的升级转型。但由于内陆省份的生产成本同样在快速上升，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导向部门的产业的萎缩很可能比之前的众多预计来得还要快。

　　由资本成本和能源价格增加所构成的第二轮成本冲击，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由于金融抑制和高行业门槛的原因，能源和资本价格的扭曲，反映的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大规模的资源错配，而重工业和高杠杆率产业尤为明显。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是建立在扭曲的激励制度上的国有企业，一旦资本和能源成本上升，其中一部分看似利润充裕的公司就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而这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大规模的行业整合，甚至不排除导致中国发生经济改革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

　　然而，经济的再平衡并不会像一些研究者所预期的那样，成为经济开始进入停滞阶段的标志。不妨以金融抑制为例，它在压低了正规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的同时，也抬高了正规部门之外的资本成本。因此，资本成本趋向于正常的过程虽然会导致国有部门经济活动面临一段时间的萎缩，但同时也会增强非国有部门获得信贷的可能性，降低它们的资本成本，使相关的经济活动繁荣起来。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非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出现在已经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0%。

　　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万里长征中，经济增长成功转向新常态的过渡将仅仅是中国经济迈出的第一步。在人均G D 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且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当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来说，可以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经济体在低附加值产业上逐渐失去竞争力，而又难以成功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无限劳动力供给、低成本优势和进口的快速增长这三项重要条件支撑了经济过去的快速成长，而在它们逐步消失的现今，中国的产业部门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分析报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88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科技决定增长潜力

　　对中国继续保持相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怀疑建立在以下一些理由上。首要的担心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忧虑是政治改革缺乏进展。第三个忧虑在于中国产业创新和升级的潜力。虽然这三方面的担忧都是实实在在的，但也不应当被过分夸大。黄益平表示，尽管经济再平衡尚未得到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的充分认知，但它实际上已经悄然发生。而未来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出发的进一步放松要素市场，以及推进政治改革的努力，则会使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过程日臻完善。

　　要保持经济增长，经济组织极其关键，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所需要的最优的组织机构其实并不一样。二战以后，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组织形态被推崇备至，并作为华盛顿共识被灌输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应用，然而其结果却难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科技创新和科技追赶所需要的组织类型可能是不同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在人均G D P处于6000美元的水平下，中国可能还可以凭借科技追赶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

　　仅就创新而言，中国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腾飞要早得多———中国在人均G D P刚刚触及3000美元的时候，科研投入占G D P的比例就达到了1%，而一般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达到相同的科研支出比例时，人均G D P平均都达到了8000美元。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也已经在研发投入、专利授权和研发效率方面处于领跑行列。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在包括手机通信、大型机械制造和信息技术行业在内的一大批产业中出现。当然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是对科技创新的一大拖累，不过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知识产权诉讼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而根据国际经验，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将能显著促进本土创新。

　　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提高劳动力质量，或所谓的人力资本。中国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的产业升级会持续将雇员从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并进一步转移到科技密集型部门。中国的既往经验表明，将工人从第二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平均需要1 .3年的教育年限；而进一步将其转移到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密集型部门还需要另外4.2年的教育年限。但人力资本只能是缓慢地完成积累，以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1990年的数字是6.24年，在2000年升至7.56年，十年内净增加了1.32年，而十年后的2010年则升至8 .9年，比2000年增加了1.34年。

　　目前中国共有2.6亿农民工，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学历。在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在高附加值产业岗位中谋得一席之地，将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检验。

　　三个领域还需改革

　　黄益平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完全的。这种状况，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普遍扭曲，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但也引发了诸如结构性风险在内的很多问题。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已经减慢了经济增速，推动了经济再平衡，这二者都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特征。

　　这一再平衡趋势不应与一些周期性变化相混淆。例如，尽管在总体趋势上投资在G D P中的份额会降低而消费份额会上升，但是2013年初的情形却与此相反。由于基础设施支出是近期唯一不确定的因素，政府稳增长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增长速度的反弹。

　　这些暂时性的干扰不会扭转经济再平衡的总体趋势，除非政府会再次推动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

　　“但是，仅仅依靠再平衡过程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改革以实现向新常态转型以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认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应围绕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中心主题。我们认为，这可能包括如下三个领域的重要政策改革。”黄益平说。

　　第一，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前属于非市场经济，在改革最初三十年属于半市场经济，那么现在就是消除现存扭曲，特别是要素市场扭曲，从而转向全面市场经济的时机。

　　第二，中国需要建立一套与新兴的市场经济更加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可问责的财政预算体系和专业化的货币政策制定机制。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本质上仍保持着行政性质。例如，和四万亿元刺激政策相关的很多问题与扩张性政策的初衷并不符合，而是与投资项目由银行、国企以及地方政府支持和实施相关。

　　第三，政府角色需要从通过调配资源直接支持生产和投资，转变为通过支持发展软硬件基础设施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这包括加大支持全国教育和科研体系，以及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可见的未来，一项关键考验就是提升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的技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只受过不足7年的教育。为农民工们设置培训项目，以使他们在当前的雇主因快速上涨的成本而被淘汰后，能转移到新的行业，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