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品，但不等于政府要直接生产公共品。

　　在我看来，社会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当年亚当·斯密说政府是守夜人；而弗里德曼讲，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这是说，不管作为守夜人还是仆人，政府承担提供“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产品（服务）以及助弱扶贫”等社会责任都义不容辞。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必须大包大揽，也不是所有社会责任政府都得事必躬亲。比如助弱扶贫，政府可以自己出手，也可让企业相助。典型的例子是养老，早年的养老院皆为政府投资，而今天私人投资的养老院则比比皆是。公共品也如此，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品，但不等于政府要直接生产公共品。

　　是的，社会责任既可由政府承担，也可让企业承担。那么企业怎样才算承担了社会责任呢？有一看法，认为企业只有“贴钱行善”才算履行社会责任，这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企业捐助公益当然是履行社会责任，而且也应得到鼓励；但我不赞成将履行社会责任简单地等同于“贴钱行善”。要知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得自己负盈亏，“一次性”贴钱可以，若总让贴钱怎么行呢？

　　于是问题就在于，社会责任在政府与企业间究竟如何划分？通常经济学的权衡，是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作比较，而我则主张就从成本看。这不仅是因为社会责任的收益难以考量，而且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的成本。

　　毫无疑问，以成本划分社会责任，思路肯定对；难题是成本种类五花八门，我们选何种成本作比较。这些天思来想去，与此相关的成本我认为有两种：一是沉没成本；另一是交易成本。所谓沉没成本是指付出后难以回收的投资。比如装地暖，设备一经安装，投资就算“沉没”了，地暖不用，成本也无法收回。

　　至于交易成本，简单说，交易成本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所花费的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收集、广告推介以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谈判、协商、签约、合约监督等费用。显然，除了直接生产成本，所有其他费用皆是交易成本。为了与生产成本相区别，故也有人称此为“制度成本”。

　　也许你会问，为何可以用这两种成本划社会责任呢？为方便理解，让我用案例做解释吧：

　　七年前我访问法国，听法国电力公司高管说，“法电”承担了社会责任。事情是这样，法国有边远地区的穷人用不上电，希望政府解决，而政府却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法电”，“法电”也欣然接受。为什么？“法电”回答是，政府直接供电需架设专线，而“法电”有输电网，只要政府按成本价与企业结算，企业不赔又能履行社会责任何乐不为？

　　听明白没？在这件事上政府与企业能一拍即合：第一，是企业有现成的输电网，而当初建输电网的投资是沉没成本。既然投资已沉没，给穷人送电对企业就不过是举手之劳；第二，政府按成本价给企业结算，既节省了政府（架专线）投资，企业也赢得了声誉，各得其所自然一拍即合。

　　由此看，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前提之一是企业已存在相关的沉没成本，否则责任划分就应另当别论。这里让我想到的另一个例子是“垃圾焚烧”。垃圾处理事关公共环境，显然属于社会责任。问题是这责任该由谁承担呢？按上面的分析，若企业有焚烧设备（沉没成本）可交给企业，但若政府与企业均没有怎么办？

　　的确是棘手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转从交易成本衡量。比如新建一间垃圾焚烧厂，设备投资（沉没成本）政府与私企也许相同，但由于政府投资建的是国企，私人投资建的是民企。前者花的是公款，后者是自掏腰包，预算约束不同交易成本定然不同，谁的交易成本低，就由谁承担。

　　而据我观察，一般来讲，民企的交易费用普遍要比国企低，所以诸如垃圾焚烧等一类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可以交给民企履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财政向民企购买“服务”；或是明确界定权利，允许民企向垃圾排放方收取适当费用。二者可选其一，也可双管齐下，总的原则，是不能让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赔钱。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