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至今，中央先后已出台15个文件通知，以“严禁”“严查”的口吻砍除公务员的“灰色利益”，致使一些人感叹“官不聊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整饬吏治的决心日益坚定，力度越来越大，对各级各类官员的管束和惩治日趋严格，一批批“老虎”、“苍蝇”相继落马，众多违反作风建设禁令的官员被查处，官员们普遍比原来收敛、低调多了，有些人甚至“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痛感“官不好当”、“官不聊生”。

　　对于“官不聊生”现象，舆论界给予了近于一致的积极评价。有人认为它是中央反腐败和作风建设初见成效的表现，本质上是好事而非坏事；有人直斥它是“伪命题”，是官员群体“矫情”；有人解读它的本意就是官员既然选择了公职就应以苍生为念，既要殚精竭虑、一心为民，又要将自己置于透明的鱼缸里，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大众的审视和挑刺，临深履薄，很难舒服。从严治吏，让各级各类官员倍感“官不好当”，固然是好事而非坏事，但对所谓“官不聊生”现象也应理性分析、分类对待，不应做简单或过度解读。

　　“官不聊生”的复杂蕴含

　　“官不聊生”从“民不聊生”延伸而来，直接的意思当然是官员无法营生，但汉语的魅力常是“意在言外”，同样一个字、词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很显然，被舆论所乐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指中国整个官僚系统都因新一届政府的反腐败和作风建设举措而人人自危，无以为生，而主要是指那些贪腐的官员尤其是那些贪腐并已露出些许马脚的官员，在党和政府的反腐重拳之下开始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官不聊生”应是对该现象的概括性表述，带有某种突出、强调的蕴含。因此，说“官不聊生”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官员群体“矫情”的表现，似有未仔细把玩“官不聊生”的真味之嫌。而“官不聊生”之所以能成为“贪官无以聊生”现象的概括性表述，且能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也揭示了官僚系统内贪腐现象为社会大众所厌恶和反感。

　　不过，在时下的语境里，将“官不聊生”仅仅视同“贪官无以聊生”、“贪官不能贪了”是不全面甚至是不准确的，因为“官不聊生”除了有此蕴含之外，还更被官员甚至社会大众越来越多地赋予了“为官不易”的感慨。对该类感慨应予理性分析、分类对待，并非所有“为官不易”的感慨都越多越好，并非一切“官不好当”的感叹都应被舆论所热捧。

　　不可否认，有些“官不好当”的感慨确实是越多越好，应成为“社会常态”。例如，中央密集出台的一系列以“禁”字打头的反腐败和作风建设举措，在工作和生活的众多领域都给官员戴上了越来越紧的“紧箍咒”，使其不敢以权谋私，不敢收受贿赂，不敢飞扬跋扈，乃至“不能坐好车了，不能喝好酒了，不敢上酒店了，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使其感到“官不好当了，当官没意思了”。这样的“官不好当”不可不谓“越多越好”。

　　但是，也有一些“为官不易”的感慨应予以理性分析、合理排解，并非越多越好。例如，一些单位业已形成群体性腐败，个别单位甚至已出现不送礼就无法办事、不腐败就无法立足的“小气候”，那些身处单位腐败的“小气候”和中央厉行反腐的“大气候”夹缝中的不想或不敢腐败者当然只有倍感“为官不易”的份。如此“为官不易”的感慨焉能越多越好？

　　不可否认，某些官员痛感“为官之难”、心理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不是不想或不敢腐败，而是已经腐败，但是如若某些位高权重的岗位贪官“前腐后继”，那么这样的“为官之难”中多少也应该有那么一点“无奈”。我们在反思其教训时也就不应仅仅反思“老虎”、“苍蝇”个体的原因，而更应反思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因素。

　　众所周知，我国行政体制具有某些压力型特征，即所谓权力、资源、编制逐级上收，任务、指标却层层下压，使身居管理、服务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有时不得不“以最弱的肩膀挑最重的担子”，某些一心“唯上”的官员为了政绩和升官的需要甚至霸道地呵斥下级“任务、指标必须落实，采用什么手段我们不管”。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身处中央不许胡作非为的作风建设禁令和上级霸道要求夹缝中的基层干部感慨一下“为官不易”，又为何不值得民众的理解和同情？

　　我国公务员薪资偏低，在作风建设到位的党政机关中的年轻干部，在高房价的重压下，经济上确实颇有难处，他们埋头公务之余，抒发一些“为官不易”的感叹同样应被理解。问题的关键是长期以来不少机关干部隐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不菲，民众也多持如此认识，以致只要官员一叫穷，民众就会发自内心地反感；只要政府一说给公务员加薪，“为民请命”的专家学者即会“鸣鼓而攻之”，令政府左右为难。

　　化解“官不聊生”问题的对策建议

　　尽管给官员以适当的压力，使其感到“官不好当”、不敢骄纵腐败是好事而非坏事，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官员普遍感到“官不聊生”、心理负担过重，那么于私于公也未见得是好事，因而对“官不聊生”问题应予以合理化解。

　　首先，完善监督制度、积极预防并坚决惩治腐败是对官员最好的爱护，也是排解其心理压力的最佳方式。“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具有天然的诱惑性和腐蚀性，而人生来又是有缺陷的，人无论如何进化，“都改变不了自己来源于动物的本质”，都无法使自己百分之百地脱离低级趣味，也就是说人很难彻底拒绝权力带来的诱惑与腐蚀，因而需要对权力进行监督。而权力监督又须具备多种条件：一是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必须相互独立；二是监督主体的权力不能弱于监督对象的权力；三是监督对象的活动必须具有公开性；四是监督主体一旦监督失职即须承担政治、法律责任；五是在完善各项监督制度的基础上清理腐败“呆账”，解决“陈量”腐败问题。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权力监督制度完善之日便是官员为官轻松、太平之日。很显然，在此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次，铲除“官本位”和过于以“成王败寇”标准论人生高低的社会心理，重塑政治文化。不少官员宁可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也要以不正当手段往上爬，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执着的背后，不仅是个人的虚荣心在作祟，还更有“官本位”和过于以“成王败寇”标准论人生高低等社会文化的“激励”与“强迫”。一些人当了十几年副科长没提正科，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没升副教授，他们见了老同学就自然而然地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可是许多人做了大官没做实事，当了名教授实际上是“包工头”和“老板”，并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成果，却不仅不被人看不起，反而可能被社会所普遍崇拜、敬仰，他们自己也觉得挺“红火”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风气很多时候崇拜并激励的是当大官而非做实事，是高职位而非真学问。因此，要想真正给公务员减压，使其能够带着一颗平常心去为民做事，仅从制度和个体角度改革和调适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文化上的洗心革面才是最根本的。

　　再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政绩观。一些买官卖官的官员原本衣食无忧，社会地位也不低，甚至早已荣华富贵。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加压力”、宁可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也要志在“升官”？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在很多官员心中“官位的高低”已等于“人生价值的高低”，至于做了大官后能否做成大事，则往往不是他们所看重的了。就像大学里的很多老师一样，一生汲汲营求的是“职称的高低”而非“学问的大小”。可是，高职位不仅是有限的，且“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知何处见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倾尽毕生精力也无法登上权力和职位的顶峰。既如此，为何不换一个方式来思考：在人生的价值坐标里，能否以做实事来替代做高官，不以职位高低论是非，而以是否为民办实事、好事论是非。如若这样的话，即使制度再不健全，即使一些岗位“不腐败就很难立足”，风险很大，也能谨守一颗平常的心，过着一份从容恬淡的日子。如此，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压力排解、心理调适问题。只不过，在一个过于“务实”、“唯物”的社会氛围里，唱这种类似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高调，除了找骂，恐怕不会有任何效果。

　　最后，改革政府体制，适当提高公务员物质待遇，给公务员以较多可作为的空间和相对体面的生活条件。我国政府纵向层级过多，很多职权、编制和资源被截留在“用文件落实文件”的政府中间层，任务和责任却层层下压，职权与职责颇不对称；一方面，党政群机构林立，闲置机构及冗员不少，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万事丛脞的城乡基层苦于缺少编制、财力，使必须用具体行动来落实文件的基层开展工作时倍感力不从心。建议在精简政府层级、重组党政群机构的基础上，将节省下来的编制、资源充实到一线基层，赋予基层干部与其职责相匹配的职权，以缓解其工作及心理重负，实现理想的治理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薪酬偏低，但一些官员隐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不少。薪酬偏低而又权力在握使一些官员既有“理由”又有机会获得隐性福利或灰色收入，而隐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不菲反过来又激发社会舆论反对国家为公务员加薪，由此导致了恶性循环。理想的做法应是既要通过系列廉政建设杜绝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又要给公务员适当加薪。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