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协商民主”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了系统论述，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也说明我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已日趋成熟，与制度实践形成了互动。

　　■ 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

　　中国学界关于协商民主问题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已有十余年的历史。2001年，哈贝马斯在访华期间做了题为《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关于协商政治的概念》的学术报告，将西方“协商民主”的概念带给中国学界。在该报告中，哈贝马斯努力阐明，对话与协商是达成实质民主的重要途径。这一新的民主观念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学术视野。此后，中央编译出版的“协商民主译丛”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状况，以协商民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在国内相继召开。2013年，由南开大学举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着眼于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向展开讨论，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关于协商民主问题的研究。

　　“协商民主”这个概念虽然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前中国没有关于协商民主问题的研究，更不意味着协商民主的实践首先开始于西方。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种政治制度，中国有着长期的民主协商的政治实践积累，关于“政治协商”和“民主协商”的理论研究也早有丰富的内容。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广义的协商民主问题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当然，由于制度、文化、国情等方面的差异，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着根本区别。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在于揭示这种区别。

　　第一，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看，在我国，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先于理论研究，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其实践则主要表现为一种非政府的社会形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这实质上就已经是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形式。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以政治协商为主要形式的协商民主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结合，构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

　　第二，从目标取向上看，西方协商民主旨在修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因而是“嵌入式”的，即试图在原有宪政民主体制中“嵌入”协商民主机制。中国的协商民主首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规范，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广泛的人民民主”的理念，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协商性的政治体制，因而是“构建性”的，即力求通过各个层面的民主协商来解决公共治理问题。

　　第三，从文化背景上看，西方文化传统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因而其协商民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和个人所尊奉的价值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其协商共识中往往包含着难以排除的利益和价值差异。中国的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协商传统血脉相续、密切相关，因而其协商民主实践是建立在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的文化根基之上的。

　　第四，从当前已经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的运行过程上看，西方的协商民主侧重在社会协商，包含广泛的社会主体，公民参与商讨的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其不同的是，中国的协商民主侧重于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取得的共识构成其主要内容。

　　■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

　　在过去的历史上，无论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求，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何包钢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体制度和程序设计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虽然尽可能地扩大了协商代表的范围，但由于制度缺失，却带来了协商过程的低效率、协商结果的低质量。同时，由于评价监督制度不健全，导致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追求政绩而操控协商内容与结果，公民可以实际参与讨论的问题仍旧受限。

　　面对这些问题，为切实落实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大意义的理解至关重要。许多学者指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学者林尚立认为，就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价值选择背景来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强调的是民主的效率,而不主张政治多元化。所以,竞争性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的价值偏好选择上不可能成为首选。就程序价值偏好选择的技术过程分析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现实的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相结合,自然使中国民主政治趋于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作为支撑的协商民主方向发展。

　　人们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就国家制度层面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其次，从政府行政角度来看，协商民主有助于规范现代公共行政，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第三，从基层治理方面来看，协商民主可以拓宽公民意见表达渠道，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扩大公共利益，推动基层民主的纵深发展。最后，就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公民精神，形成一种宽容、理解、对话和理性的民主氛围，反过来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