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生

　　第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中国改革已进入新阶段，有了突出的新特征。

　　一是改革已从攻坚阶段的增量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的存量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基本上是围着传统体制的修补做文章，通过解除传统体制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活力，释放了生产力。改到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给农民带来好处；改到城市，实行企业承包，使职工增加了收入。上世纪90年代末形势完全变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承包制，没有解决土地和企业资产的产权问题，修补式改革措施的效用不断递减，开始面对的都是深层次矛盾。本世纪初，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来，主要是依托入世的巨大红利，推动了一些领域的增量改革。2001年入世给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增长红利，10年时间进出口规模增长超6倍，外贸中小企业实现了百倍的增长。借助于中央财政巨大的盈余，深化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推行了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政府转型、完善市场体系、调整收入分配、垄断行业改革、农地制度改革等硬骨头的确是剩下了，现在到了攻坚阶段不能不推动上述存量改革的时候了。

　　二是改革的操作方式已有了重大调整：从“小平方式”到“近平方式”。以2013年为界，中国改革的操作方式正在发生巨变：前35年主要是“自下而上”，鼓励基层探索为主，有成功的经验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操作方式主要是先从顶层搞好设计，“顶层推动”“自上而下”，强力推行。

　　对于目前这种新模式下的改革，政府部门也好，干部群众也好，可能还有个适应的过程。比如，对涉及部门权力、利益的改革领域，可能再不是像过去许多年的做法，反复征求意见，迁就过来、迁就过去，越征求意见越搞不下去。而是顶层设计，直接开刀。比如，前不久国务院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统一登记制度”，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减少办证环节，减轻群众负担。这种大力度的改革，动部门利益的真，碰部门权力的硬，若是沿袭过去“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无法付诸实施。

　　三是改革35年在经济体制上基本解决了两个绕不过去，现正解决其他两个。经过35年改革，我们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初步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最突出的进展是基本解决了两个绕不过去。其一是刚开始改革时想绕过市场经济，先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及计划与市场结合，至小平同志南巡打破“姓资姓社”思想障碍，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曾想绕过产权改革，先后搞了简政放权，企业承包，给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给予国企法人财产权，都不解决问题。至2002年党的16大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才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目前，改革到了正在解决其他两个绕不过去的时候。其一是农地制度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给予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等有关改革，十分关键。从1978年后搞承包经营，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税费改革，都绕过了农地财产权，如今到了动真格的阶段。其二是政府转型。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是政府投资为主、污染留给自己的出口拉动为主的粗放型。相应配套的是以政府直接掌握调度资金、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管制经济活动的体制，这种体制搞航天、高速公路、铁路等不同层级的标志工程，推高GDP极为有效。但要转型为内涵发展，就要转为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转向创新和技术升级，主要依靠调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政府今后就要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继续吃透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序落实《决定》的目标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样，是管长远的，需要持续做好结合省情的跟踪性深度研究，持续抓好落实。需要按照中央部署处理好节奏，既不拖延，也不抢跑。《决定》的目标任务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目标很具体、横向关联少、易于操作的改革。如放开单独生两孩、废除劳教制度、调整纪检体制与职能、实行官邸制等，马上就可以办，应该跟上全国步伐。

　　第二类是目标很清晰、横向关联复杂、不易操作的改革。如完善市场体系、司法机构打破行政区划设置、企业改革、教育改革、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自然资源等。需要研究具体实践办法，有些需要先行试点。

　　第三类是目标比较原则、有待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改革。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农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等。

　　对这诸多领域的改革，都有一个甘肃怎么办的问题。

　　第三，围绕为加快甘肃发展服务，有针对性的重点抓制约环节的改革，核心是改善地方软环境。

　　如今我们省正在加快改革，但绝大多数改革都需要支付成本，而甘肃支付改革成本的财力历来比较弱，制约着有关改革的操作与进展。下一步，除了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决策，应把不需太多成本的改善软环境的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为发展打开新空间，释放社会活力。

　　一是确立能够一以贯之的发展改革大思路。发展的大思路，需要坚持把着力点放在贯彻落实“3341”工程，作为能够一以贯之的稳定的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改革的大思路，需要把着力点放在为加快发展服务的软环境改善方面，解决瓶颈问题。

　　二是以窗口单位向沿海看齐的“立等可取”为突破口，效果鲜明的加快政府转型，大幅度改善投资与整体发展环境。我省各级政府仍然处在从适应计划经济的审批型政府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除了按中央部署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应借鉴东部经验，下大力气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精简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特别是现在，在东中部省份半天能办到的事项，在甘肃不应该允许办十天半个月以上。应组织窗口单位到广东、武汉、重庆等地学习，确定改进到位时限。

　　三是以建立覆盖全省的个人信用查询系统为抓手，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发展软环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需要进一步提升政府信用，加强企业诚信建设，社会中介机构诚信建设。特别是需要以建立覆盖全省的个人信用查询系统为突破口，尽快统一由一个部门运作起来，汇集散布在银行、工商、公用事业等行业的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规范个人诚信，培育信用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作者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