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刘云山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担当者，为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撑腰鼓劲。要把敢于担当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那些有锐气、勇作为、敢担当的干部得到重用。要营造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使敢担当、敢作为在党员干部中蔚然成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对于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担当”，是改革者的必备品格

　　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有一定困难。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会永远一帆风顺。但是诚如厉以宁所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境地。怎么办？古语说得好：“两害相权取其轻”。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改革！改革！改革！

　　改革有风险，所以才呼唤“敢担当”，才需要有“敢担当”的好干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以说，从一起步就是有风险的，有人在为它担风险，这个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是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敢担当的政治伟人之一。

　　人们公认他最突出的政治才能是“举重若轻”。可是“举重”首先要求有担当、敢担当。在“后毛泽东时代”，当人民选择他领导全党全民走出“文革”阴霾，向着新时期、向着未来勇敢前进的时候，邓小平表现出了他有担当、敢决断的大智大勇。比如，断然叫停“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村”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八亿农民就吃饱饭了。

　　小平同志首先做到了敢担当、有担当，所以曾经多次鼓励领导干部，“胆子再大一些”。历史证明：没有任何改革可以在无人“担当”、无人推动的情况下自发生成、顺利贯彻、取得成功。所以，“有担当”应该是改革者的必备品格。没有这种品格，没有这种精神，不足与语改革事。

　　“有血性”，是党性的基本要求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多次强调：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

　　习主席的治军思想对于今天的党政干部同样适用。只是“血性”的含义略有区别而已。军人的“血性”，是指不怕流血牺牲，一定要有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党政干部的“血性”，是指不惧风险，敢于担当，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牺牲精神。其实，这也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党性的要求。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词中就包含这种牺牲精神。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年代，哪一个共产党员不是有血性的？没有血性，没有不怕死的精神，能当共产党员吗？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血性男儿。在近代中国，最有血性的大概要数维新志士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悲愤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他成了近代中国为改革而流血的第一人。临刑前慷慨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豪气冲天，肝胆照人。读来令人血脉偾张。真不愧为天下奇男子，伟丈夫！

　　五千年来，正因为有“谭嗣同们”在，中华民族的热血才奔腾不息。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张自忠血溅杏儿山。夏明翰“砍头不要紧”，朱自清饿死不低头。杨靖宇濛江殉国，戴安澜缅北捐躯。他们都是像谭嗣同一样，为了国家民族，有担当、敢舍命的血性男儿。中国如果没有这些人，何以有今天？何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血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它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钦佩和拥护。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环境变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血性精神日渐消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权钱交易”的现象。我们的一些同志变得“娇贵”了，风吹不得，雨淋不得，食不厌精，居不厌阔，你攀我比，挥霍无度。老百姓对此侧目而视，冷眼旁观。如此奢靡之风、腐败之气，如不断然叫停，铁腕整治，那么，就会祸国殃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激起所有共产党人的正气、血性、良知和党性，大家互相砥砺，按党章要求，做一个合格的、有“血性”的共产党员。

　　正确理解“有担当”，正确对待“有担当”的干部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老百姓拍手称快。整个社会充满了风清气正的正能量。这是主流，是大势。但是也有几种潜流在滋生漫延，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是一些干部有消极抵触情绪。由于纠正“四风”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厉，有些同志可能感到不适应，有一种“动辄得咎”之感。深感干部不好当了，甚至连公务员都不好当了，心理上有压力，整天打不起精神，失去了往日的激情。

　　另一种倾向是从反面吸取教训。比如，由于不良作风受到批评，做了检查。这本来是必要的，是为了治病救人。可是虽说是“治病”，但是下药，味是苦的；动刀，肉是疼的。有些人便错误地认为是自己工作干多了，干猛了，“担当”太大了，忘记了“自我保护”，以后啥也不干最保险。这种情绪如果不克服，那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歪风纠正了，正事却耽误了。“种了谷子，毁了高粱”，这怎么行？

　　还有一些人可能假借“担当”之名，谋个人之私。趁着上级鼓励“有担当”，借机捞一把。不出事儿，得了实惠，出事了，就拿“有担当”做挡箭牌。而我们所说的“有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担当，绝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伸手。这是个分水岭，不容混淆。

　　为了克服上述不良倾向，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正确理解“有担当”。首先，目的必须端正。这是大是大非。如果不是为公，而是为私，那么，越敢担当罪越大。最后，想不担当都不行，检察官会找上门来。

　　其次，有担当不是“胡担当”、“乱担当”，必须实事求是，有科学精神，有调查研究。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山高水低，一拍脑门，什么都敢担当。那是拿人民的利益当儿戏，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名曰“有担当”，实则是胆大妄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应当正确对待那些敢于担当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这是对干部的“价值导向”，就像交警手中的“指挥棒”。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了。

　　在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如上所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开辟新航线的探险之旅，其间，往往是成败互见，福祸相因。故一事之成不足喜，一时之败不足忧。成，是托人民之福，败，也虽败犹荣。我们断不可以一时一事之成败论英雄。为此，在呼唤“有担当”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呼唤干部评价标准的“升级换代”。要像刘云山同志说的那样，努力“营造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社会氛围，大力宣传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动真碰硬的好干部，宣传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的好干部，宣传心系群众、爱民敬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

　　为此，对于敢负责、有担当的好干部，必须有爱惜之意，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失误，理解失误，不要把难以避免的失误和无法预见的损失都记到个人账上，一辈子还不完。如此，才能使正义得伸，正气得扬，正道得张。决不能让那些为人民利益敢想敢干的人，一招失误，终身不用。而让那些养尊处优，无过亦无功者稳步高升，坐享其成。如果真那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平、屈辱和压迫，也包括我们自身的无知、愚昧与荒唐。梁启超曾作《少年中国说》，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由此推断，则今日之中国，乃是“将入少年以上青年之界焉”。我们已经告别了少年时代的无知与轻狂，已经具有了青年人的理性与担当。我们自信，我们健康，我们年富，我们力强，我们血性，我们阳刚。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定力、有决心、有勇气走向未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正在向我们招手，“飞龙在天”指日可待。让我们携手前行，敢于担当，共同打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实现繁荣富强的中国梦。（作者系中共白山市委常委、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