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

　　今年4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讲述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第一，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

　　悠久文明、深重历史苦难、超大人口规模、正处于发展与变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的独特标识。那么，由中国的独特标识而型塑的中国民众又是什么样的民众，其需求观又如何呢？

　　在农耕文明、宗法社会、专制权力、儒家学说共同作用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体与群体的需求选择导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个体生命的存活，这是一切生命得以存续的前提；二是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这是个体物理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双重传承；三是维护家族命脉的繁荣，这是群体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各种族群共同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动力源。因此，整个社会与国家的特质是建立在血脉与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对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拓展。

　　这种对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拓展历程，孕生了中国人的独特需求观：对于个体而言，体现在保证个体生命存活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需求；对于社会而言，体现在保障家庭血脉延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需求；对于国家而言，体现在维护家族命脉乃至民族命脉繁荣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需求。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民众的这三层次24字需求观，是相互连接且彼此交融的一体化需求观，体现出由物质到精神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层层递进关系，三层次的需求观有机统一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和合图景”之中。

　　这三层次24字需求观，很显然与现代民主制度所建构的基于保护私人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的自由观相去甚远，甚至又因为农耕时代专制皇权主义的压制，出现了在“生不过百年”的“生有涯哲学”中，被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无奈开辟“天高皇帝远、心远地自偏”的闲云野鹤式生活境界，最终不得不接受被统治被奴役的命运之中国人普遍生存样态，并由此又进一步演化出一种独特的“退而求其次”式需求观导向，可用16个字来表述：“你们把国家治理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这种“24字＋16字”的综合需求观，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诗意建构与长期演化中，成为一种文人墨客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即立基于物质富足、长幼有序、各安其分，追求自我放逐、无人管控、精神自在，与政治权力保持适当距离、进退自如，甚至为了个体、家庭与家族的使命传承而可以让渡言论自由与精神自由。

　　这种中国人的独特综合需求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了中国式人权观的基本来源，首先是生存权（经济社会权利），其次才是发展权（政治文化权利），进而在此基础上型构了中国式权利发展之路，即从权利出发，建构从经济权利到社会权利再到文化权利再到政治权利的独特路径。

　　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人的“24字＋16字”综合需求观中，去挖掘“中国式民主”的独特文化基因，去发现和建构“中国式民主”的哲学基础和话语叙事，从而为开创“中国式民主”的独特发展道路寻找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资源。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