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富

　　随着作风和廉政建设的深入，社会上出现“为官不易”之类的议论的同时，也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其实，所谓“为官不为”，也分多种不同情况。

　　一是对中央狠抓作风和廉政建设心存抵触而派生出来的庸政、懒政行为

　　中央狠抓作风建设以来，对干部内设“高压线”、外念“紧箍咒”，管束日益严格，惩处空前严厉，一些吃惯了山珍海味、去惯了高档娱乐场所、惯于飞扬跋扈、假公济私的干部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高声拥护，行为也有所收敛，但是内心却不乏消极、抵触情绪，人前人后总难免说些丧气话：“不准这不准那的，那咱干脆什么也别干了。”这类负面情绪不免会滋生庸政、懒政行为，正像《人民日报》评论员描绘的那样：“一些人觉得要求严了，‘当官没劲了’，在岗找不到感觉，干事提不起精神……该做的事也不做了……离开宴请吃喝，就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

　　依照这类干部的逻辑，享乐和腐败仿佛是他们曾经“勤政”的原动力（尽管过去他们也未必勤政），现在既然这种动力消失了，他们也就不再“勤政”了。很显然，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逻辑！同时，该类负面情绪的蔓延还会加剧机关单位本已浓厚的官僚习气，衍生更多庸政、懒政行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如此老样子”。

　　二是对中央狠抓作风和廉政建设心存忧虑、害怕出事而派生出来的庸政、怠政行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那些社会有需求、改革起来相对容易的问题多已被优先改革，剩下的问题可谓个个都是“难啃的骨头”，解决起来，难免要“捅马蜂窝”、“打擦边球”，甚至要闯“雷区”、“禁区”，很容易出现失误。 同时，改革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结构，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既得利益，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既得利益者会利用一切机会，给推动改革的干部仔仔细细地“挑挑刺”，而一些干部恰恰又非“金刚之身”，在作风和廉政问题上并非十分检点，很怕被人“揭老底”。于是，他们便很自然地产生了明哲保身、消极无为思想和行为。所谓“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等，便是其生动写照。

　　三是由于对中央狠抓作风和廉政建设心存敬畏而不敢胡作非为

　　中央狠抓作风和廉政建设以来，一些干部不仅不敢像原来那样贪赃枉法、铺张浪费、纵情享乐，而且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好大喜功、胡作非为，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等。这种“消极无为”是好事，并不属于中央号召全体干部反对的“为官不为”之列。(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