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称领导为“老板”“老大”，而不是“阁下”“先生”“首长”？如果权力不受约束，或者说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伸缩性极大，自由度极高，那么权力的身份也就将模糊化、复杂化，如一些官员游走在政商两界，八面玲珑，到处通吃，手中的权力与其他因素结盟，他们自然变成了“老板”“老大”。“老板”“老大”不仅是风气问题，其根本问题远比当官做老爷严重，而我们也必须及早认识到这一点，检讨作为政治文明基础的政治伦理问题

　　付小为在《长江日报》刊文说，在古代，有种“当官做老爷”的说法。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做了官就在民之上，大权在握、享受富贵，无异于做“老爷”。但在封建时代，“老爷”其实又是名正言顺的说法。这种高高在上的称谓，反映了礼制等级秩序下的身份，官员身份天然高于百姓，人人也觉得合理，“青天大老爷”甚至是一种美称。尽管“老爷”的说法已经不合今天的价值取向，但放在那样一个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它是名实相副的，合乎当时的政治秩序，是被全社会认可和接受的。

　　今天，“官老爷”是叫不得了。现代权力制度规范和现代政治的内在要求下，当官是人民公仆，以前我们喊同志，西方喊先生、阁下、首长，无论多么尊敬有加，也是平等的叫法。孔子说“必也正乎名也”，因为名称往往对应着一种秩序、规范，现代政治自然就有现代的称谓。今天一些地方“老板”“老大”的称谓开始流行，表面上是往“官老爷”的说法倒退，其实是隐含了一种政治脱序的现象——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还是江湖关系呢？这所隐喻的，又是权力结构关系的灰色化倾向，比“官老爷”更败坏。

　　为什么会称领导为“老板”“老大”，而不是“阁下”“先生”“首长”？如果权力不受约束，或者说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伸缩性极大，自由度极高，那么权力的身份也就将模糊化、复杂化。如一些官员游走在政商两界，八面玲珑，到处通吃，手中的权力与其他因素结盟，他们自然变成了“老板”“老大”，意味着利益分配的核心人物，早已从现代政治的轨道中脱离出来。

　　最常见的，是权力与金钱、暴力的结合。为什么“国考热”会持续多年，为什么“权力通吃论”不可置疑？这些社会现象所反映的基本现实就是，我们仍处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一个人做了官有了权，就等于有了钱，有了说一不二的实力。之所以称“老板”，因为权力可以迅速勾兑资本；之所以称“老大”，因为绝对的权力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江湖上的拳头、暴力，以恐惧威胁实现这种服从。进一步而言，“老板”“老大”有其存在的土壤，它们同时指向了权力背后政治伦理不检点的大问题。

　　由此来看，“老板”“老大”不仅是风气问题，其根本问题远比当官做老爷严重，而我们也必须及早认识到这一点，检讨作为政治文明基础的政治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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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里的政府形象

　　冯玉忠在《南方周末》刊文说，我们现行的公文通常是没有“敬语”的，上级给下级或隶属单位复函，一般都是称你校或你公司。为什么不可以说贵校或贵公司呢？

　　1980年代，我正在辽宁大学校长任上。一天我走过学校浴池门前，眼见一块大牌子上写：“通知……”我就问管理员：“这怎么用‘通知’呢？”“那该用啥呢？”我说：“浴池是面向全校师生的，怎么能用通知呢？通知是上级对下级或者政府对公民的，应该用‘敬告’……”此后，辽大校园内发布信息都改为“敬告”了。

　　谦辞敬语，鞠躬致意，原本是人所共知的“老规矩”。可如今，连北京2014年高考作文题也在感叹：“世易时移，这些老规矩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老规矩被淡忘，或跟19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有关。政治运动的基本宗旨就是无情地揭发、无情地批判、无情地斗争，强调斗争哲学，提倡六亲不认，大揭、大批、大斗。什么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通通“批倒”、“批臭”。我还记得，自己就读东北商专（辽宁大学前身）时，师生见面还都讲礼貌，可是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大批见面点头示意是小商人习气、点头哈腰是资产阶级虚伪作风。批来批去，人们见面就只剩一句“吃饭了吗”，而且是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

　　有历史学家说：“我们亏欠我们的小孩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更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也亏欠我们的前人一些东西。”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亏欠”，身边文质彬彬的躬行君子也似乎多了起来，期待在权位的官员、承担了师道的读书人做出榜样，世易时移，相信回来的不只有“老规矩”（鞠躬讲话、谦言敬语），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而我们面对前人后辈，也能少一点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