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数量相对较多，可能与地方治理能力欠缺有关，也可能因为地方对舆论监督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地方形象或者风险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凡有点务实精神的人，都不会因“地方形象”一时的改善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偶尔的负面新闻影响外界对当地的评价而气急败坏。经验表明，面对舆论暂时的偏颇，若能持宽容态度，并及时有效作出应对，地方形象反而会受到好评。负面新闻并不可怕，人们恐惧的是真相被遮盖，如果因政治透明而导致地方形象差，那么想必人们会愿意生活在“形象差”的地方

　　日前，一张中国省份形象危机风险地图由中国社科院推出，地图基于2013年公开报道的2074个典型案例统计制作而成，结果显示，河南、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山东、海南、安徽等位列“最危机”前十。报道显示，社科院的风险地图将内地各省份面临的形象危机总结为公共安全“危”、社会秩序“乱”、生态环境“脏”、公共服务“难”、官员素质“差”五大领域，涵盖了24个风险板块共55个风险项。可见，研究者考虑到建构地方形象的诸多因素，这方面的争议不多。争议主要在于，报告显示不少发达地区形象差。这与报告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关联，批评者认为，公开报道的典型案例，并不能作为反映地方形象的依据。

　　《南方都市报》对此刊文说，新闻报道往往只针对现象，事件的发生大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般来说，将呈现的问题普遍化，甚至将其作为地方形象的判断依据，是有失偏颇的。人们在关注一个新闻时，可能因其中的恶劣细节而感到激愤，继而会出现逻辑误区，从批评事件演变为斥责地方政府乃至否定地方形象。因为受到情绪的影响，这种表现大多是短暂的，一旦慎重思考，批评者大抵能体会到上述相关性之脆弱。在海南的“校长性侵幼女”事件中，不少人将当事校长斥为禽兽，并连带批评海南地方世风日下；而在“复旦投毒案”事件中，也有媒体在情急之下反思中国教育制度。不过，这些观点很快受到批评，原因就在于，它们涉嫌将新闻的影响及参考价值扩大化。

　　此次社科院报告用典型案例来测量地方形象，客观上存在将个别新闻影响扩大化的嫌疑，其逻辑似乎就是：突发事件、负面新闻越多，地方形象就越差。作者没有注意到各地方新闻监督力度存在差异，负面新闻数量相对较多，可能与地方治理能力欠缺有关，也可能因为地方对舆论监督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民众可能通过典型案例来感受地方形象，但研究机构若只是据此来得出结论，则显得有些粗糙，也有失公允。

　　更值得警惕的是，报告间接彰显了维护地方形象的法则。过去在一些突发事件中，一些官员在试图说服监督者的过程中，经常会提到维护地方形象。按照此次报告的研究方法，减少甚至拒绝舆论监督，无疑将有利于维护地方形象。这是否将导致一种负面激励，使得舆论监督与地方形象相对立？相信在日渐开放的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都不会为了所谓的地方形象而牺牲舆论监督，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因舆论监督而改善，提升透明度，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其正当性与必要性毋庸置疑，舆论监督应该被鼓励而不是被否定。

　　地方形象或者风险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突发事件发生后，不排除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失真，继而影响民众对地方的评价。这是社交时代必然的状况，大凡有点务实精神的人，都不会因“地方形象”一时的改善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偶尔的负面新闻影响外界对当地的评价而气急败坏。经验表明，面对舆论暂时的偏颇，若能持宽容态度，并及时有效作出应对，地方形象反而会受到好评。负面新闻并不可怕，人们恐惧的是真相被遮盖，如果因政治透明而导致地方形象差，那么想必人们会愿意生活在“形象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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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生丑闻”

　　《中国青年报》刊文说，地震灾难之后会有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地方丑闻之后，举国媒体云集关注接力“扒粪”，官场生态被置于舆论监督的放大镜下，很多平常被掩盖和忽略的问题都被“扒”出来，形成一波又一波躺着中枪的“次生丑闻”。“次生丑闻”主要有四种暴露的方式。

　　第一种是舆论监督“报复性”的曝光。网友不满某个官员或某个部门的所作所为，但在既有体制下又拿那个部门或官员没有办法，便会采取“报复性人肉”的方式去找官员的贪腐问题。比如看这个部门用车有没有超标，那个官员戴的什么手表。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很不争气，根本“经不起监督”。杨达才一被人肉，就查出了经济问题;周久耕一被搜索，就搜出了一堆见不得阳光的破事，从“九五至尊”查出了很多“次生丑闻”。

　　第二种是媒体监督“顺带性”的曝光。某地发生一起大的丑闻后，往往会引起举国媒体的集中。一些地方非常封闭，平常基本就是县太爷的“土围子”，缺乏监督阳光的照射，累积了很多社会问题，当然经受不住举国媒体的舆论监督，记者到这个地方采访，自然也会“捎带”回很多新闻。

　　第三种是地方政府错误的危机公关中引发的连锁丑闻，形成舆论次生灾难。发生丑闻后，地方总想迅速息事宁人和“控负”灭火，但常常是欲速而不达，一蠢再蠢地制造了新的丑闻。前段时间延安城管踩人事件，当地昏招频出，也形成了“临时工”、“城管大楼”、“伪造道歉”等多重门，出现一连串次生丑闻。

　　第四种是顺藤摸瓜式的次生丑闻，案中有案，由一起事件在深入调查后发现有更深的水、更深层次的问题，背后有更大的“老虎”。

　　这些次生丑闻往往都带着很大的偶然性，仿佛都是意外中发现的，充满了戏剧性。这暴露了舆论监督的局限，更暴露了常态监督的缺位和无力。当社会问题的曝光基本靠这样的“顺带”和“不小心暴露”，当我们的日常监督机制失效和失灵的时候，社会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