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关于依法行政若干制度的确立，针对的是那种权即是法、言即是法的基层治理弊端，那么《决定》中关于司法公正的论述，则是试图从司法独立性角度建章立制，尽量避免权力扰法、乱法的现象出现。

　　备受海内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日前闭幕，但其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却掀起了更大的讨论热情。其中，关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阐述，关于审判权、司法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强调，尤为引人注意。它们厘清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法”与“权”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国家治理能力升级的瓶颈。

　　在现代公共伦理中，市场主体一般奉行“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政府则要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规矩。但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里，这二者奉行的原则常常出现倒置的情况。即，政府权力包揽一切，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则事事要等审批、跑路条、看政府眼色行事。普通人更不容易在公权力面前强调私人权利，数量一直在低线徘徊的行政诉讼案（民告官）数量和胜诉率，就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这一点。因此，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成为了解决当下社会矛盾的迫切呼唤。

　　人们看到，四中全会的公报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法治政府建设，几乎每一句，都包含着一项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比如，《决定》要求各级政府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并非常细致地规定了“依法决策机制”的主要内涵和法定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这相当于将公权力运行完全纳入了法治框架，真正将法律授权当做了政府行为的前提。

　　如果说，关于依法行政若干制度的确立，针对的是那种权即是法、言即是法的基层治理弊端，那么《决定》中关于司法公正的论述，则试图从司法的独立性角度建章立制，尽量避免权力扰法、乱法的现象出现。“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要杜绝地方权力对同级地方司法机关的干预、施压和影响：“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则是针对领导干部个体的约束，防止主政者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行为。毕竟，要重置法与权的关系，必须先要确立“法”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中国的法治探索之路已经走了六十多年，距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也有了十七年的时间。但毋庸讳言，权与法的关系在很多地方仍然含混不清，反向表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及时性，表明了摆正法与权的重大意义。找到了这个法治的“题眼”，全面守法、循法而行的法治社会，才是可期的。（作者系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