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土壤，是养分，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乃是基于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本身就包含了文化传统的规定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也指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理论周刊：习近平同志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国情和历史，人们也易于理解和接受。我们该如何理解“独特的文化传统”呢？

　　辛鸣：中国社会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在本质上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实施运行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一制度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吗？不是。是“拿来主义”从别人那里照抄照搬过来的吗？更不是。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探索积累起来的，是在五千年中华文化沃土中孕育出来的。我们过去对制度的实践基础强调得比较多，对制度的文化支撑关注不够。其实制度绝不仅仅是一系列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文化思维价值认同，这种文化不可能是外来的强加移植，必须是数千年润物细无声的内在演化与积淀。

　　在中华文化的思维中，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像同心圆一圈圈向外扩展，“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体不是在与国家社会的张力中凸显自我，而是在融入家国天下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精神就很自然地成为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所有制层面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共同富裕等等社会主义属性所亲和适宜的文化土壤。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路径中看得很清楚：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剥削事实所放大之后，自然会对私有制有天然的不感冒，而对公有制产生希望，对共同富裕更有种本能的亲近感。

　　当然，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说当通过政治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中华文化的沃土可以、也确实让它们茁壮成长了，并且成长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创造，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土壤，是养分，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乃是基于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本身就包含了文化传统的规定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也指与中国文化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