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制度既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又要与时俱进。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一种非约束性制度，当制度成熟并为全民认同时，它本身就已构成了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崭新内涵

　　理论周刊：在社会制度选择时，中华文化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李德顺：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土壤和根基，吸收了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土壤和根基决定了我们制度的中国特色。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发扬其优势，改造其不足，这本身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基因的发扬光大。

　　侯且岸：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但是从近代直到今天，有一对文化范畴总在困扰国人，这就是新与旧（在它背后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先生率先做出理性的判断：“新旧并存同进”。他力主调和，树“有容之德”，既要“容人并存”，更要“自信独守”。他为少年中国学会立下宗旨：尽管大家政见不同，但都努力向光明的方向走。在制度创建上，他发明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民彝”概念，以“彝”释权利，取代西方“民主”，证明理性的制度转化同样需要以文化和谐为其重要支撑。

　　理论周刊：习近平同志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才能促使我们的制度更趋合理和完善？

　　陶文昭：制度建设要分清历史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要看到，中国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和复杂的。所谓多元的，即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学说。它们之间既是共存的，也是内在矛盾的。所谓复杂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既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不少负能量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封建专制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有积极因素，也有不少消极因素。比如：官本位、特权思想、重农抑商、不患寡而患不均、忽视个人权利、推崇人治，等等。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有立场和分析，才能决定吸取什么、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发展什么。

　　我们的制度既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一种非约束性制度，当制度成熟并为全民认同时，它本身就已构成了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崭新内涵。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的制度建设，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植根于中华文化，并不是要固守历史文化，而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要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勇气，敢于突破，敢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