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的制度而言，在理想愿景、价值取向、治理方式等方面，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通默契之处

　　理论周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有哪些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有哪些内在契合性？

　　陶文昭：就现代中国而言，文化与制度有矛盾，也有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如在理想愿景（大同理想、共同富裕）、价值取向（民本、和合、仁者爱人等思想）、治理方式（一统思想、礼治德治贤治）等方面，就有许多共通默契之处。中国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联，不只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不只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在中国制度之中，从深层次到浅层次、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都蕴含着历史文化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最重要的理念，如思想基础、基本立场和奋斗目标等都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无疑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历史文化的惯性尤为巨大，对制度走向影响也更大。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历经千年演变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韩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是建立在中国历史传统之中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必定带有中国文化的根源。

　　首先，“以民为本”的传统在我们的制度中仍然起作用。中国历史上就有“民为贵”的理念，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上特别关注人民群众的参与，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特别强调民生，不仅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且处处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其次，“天下为公”的传统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基因的延续。所以，我们的制度强调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再次，“以德治国、德主刑辅”传统对我们的制度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走向法治中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道德的功能。德与法在现实中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最后，很多具体制度的设计也有历史传统在起作用。譬如，古代郡县制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影响，以及御史监察制度、中央对地方的巡视制度，等等。

　　陈晋：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套事关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把它融入到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当中。我们今天热议的协商民主制度，如果要找渊源，就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关于怎样处理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从传统中发掘得最突出的思想资源是“舟水关系”和“鱼水关系”，毛泽东把它发展为“群众路线”，而当今我们的许多议事办事制度，无不强调和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是“可亲的”，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事实上就是从传统的道德情感角度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传承和弘扬了让老百姓有情感认同的文化价值观，这就是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讲，制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制度建设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