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说明中指出,从征求意见反馈情况看,各方面一致认为,这个《决定》稿有一个显著特点:“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体现了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全会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启示我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要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乃是新时代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科学制度体系。
图为2019年11月13日,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在云南省昆明市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历史地、系统地集成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概括力的重大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愈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抓好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大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简要回顾这个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从新中国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变革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既是“坚持和巩固”同“完善和发展”相衔接、“守正”同“创新”相一致的过程,也是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相统一,进而不断拓展独特新优势、展现强大生命力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建立的新型国家制度的内在优越性,有这样一段深刻阐释:“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不断向“好”的历史大势,有这样一段深刻阐释:“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和重大制度创新呈现出系统设计、整体推进这一显著特点,有这样一段深刻阐释:“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十九大前后全面深化改革和重大制度创新在接续推进中进行系统集成这样一种内在关系,有这样一段深刻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
把上述重要讲话的精髓要义归结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重要论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党“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并“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这个重大论断,对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诠释力和指导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带有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性质的实践创新,为我们党在新时代进行原创性、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和现实可能。
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深远的历史贡献。无论是这一思想关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核心内容,还是蕴含其中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都为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之后,进一步深化国家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导。
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性的实践经验的基础,有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十九大才能进一步明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新的“两步走”过程中的国家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目标;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才能分别就修改宪法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新的重大步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才能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作出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这一重大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