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我们党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系统集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集成分为两个大的层面：一是《决定》全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十三个显著优势”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进行了系统集成；二是《决定》的各个分论部分从分层对接的角度，对“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的每一个“坚持和完善”都进行了系统集成。

　　第一个层面的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强调，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用它来统领各领域改革。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用“七个紧紧围绕”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5+1+1”的总布局，而且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回答了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其中，总布局是围绕总目标展开的，总目标则具体体现在总布局之中。这两者共同决定了我们所要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工作中要统筹全局、整体推进，结合实际、突出重点，衡量改革的有效性要从国家改革发展全局出发，既看单项改革执行落实情况，也从战略层面统筹考虑相关制度的集成效果。特别是在2019年9月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做到目标集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这“三个集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根据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的内涵和特点，特别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的特点，在建章立制中突出了“构建体系”的任务。这个体系集中体现为《决定》首次集中概括提出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从其内在逻辑和丰富内涵看，无论是“十三个显著优势”，还是“十三个坚持和完善”，都涵盖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这就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体现了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系统集成。

　　第二个层面的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相统一、上下左右和方方面面相配套的重要思想：“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一系列重要改革进行认真梳理，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配套，注重各项改革协调推进，使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也就是说，在搞好顶层设计、从整体上强化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集成的同时，还要搞好分层对接、有的放矢地强化每一个“坚持和完善”所涉制度的系统集成。

　　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问题，《决定》从如何引导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到如何在党内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如何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始终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再到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这六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把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和部署，真正落到了实处，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讲得一清二楚。

　　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问题，全会《决定》采用大家熟知的“1+3+1”的结构作了深刻阐述。第一个“1”，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3”，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项基本政治制度；第二个“1”，就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方面的各项制度，构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完整制度体系。

　　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问题，《决定》既在导语中系统阐明了这一“体系”的核心内涵：“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又重点强调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4个突出问题：一是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二是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三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四是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样的要求和部署，既展现了“体系”的完整性，又突出了工作的针对性。

　　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决定》既按照扩容后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按照有关建议增写“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内容，最后再加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更深层次上的系统集成。

　　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问题，《决定》在深刻总结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突出强调，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进而突出强调并细化了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有关制度，这是确保港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与必由之路，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治本之策，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无论是从“十三个显著优势”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上看，还是从每一个“坚持和完善”的分层对接与具体制度设计上看，都体现了在系统集成基础上的协同高效，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实现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融会贯通”，以及制度创新和制度运行必须“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只要我们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推出的新时代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科学制度体系认真学习把握好、贯彻落实好，就一定能在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成功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实践中，推动我国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