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系统集成构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地强调各方面“制度”建设，到更加注重“制度体系”建设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们党从强调制度建设，转向了更加注重各方面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要建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强调制度建设到更加注重制度体系建设这一最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并由此更加凸显了“中国之治”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要解开这背后的谜底，就需要通过探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所集成的各种优越性，任何单一的某个方面制度的优越性，都难以给出对这“两大奇迹”的完整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论部分首次集中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全面阐释“中国之治”，包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制度体系的成功“密码”。

　　其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度问题，想得是很深的。不仅是要解决好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这个“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升华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而这两者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随着党的十九大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也加快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现代化之“全面”与制度现代化之“全面”，以及深化改革之“全面”乃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分论部分系统推出的13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阔格局，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部完整的制度“谱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完整表述中，直接出现“制度体系”的就有7个，这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即使没有出现“制度体系”字样的其他6个“坚持和完善”，其指向也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可以说，每一个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制度，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

　　把这些思想内容归结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显然，构建我们党和国家这“三个更”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来推进，通过实行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来呈现，并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总论部分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同时又强调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中，真正能够起到四梁八柱作用的，就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

　　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能起到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决定》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实际上这也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提法，叫作我国的“根本国家制度”。这样的“根本国家制度”，是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和所有领域的。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

　　所谓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基本制度也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比如，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应该看到，由这3个方面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把所有制、分配制度同流通、交换以及“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手”，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形的手”有力有序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更好解决人类迄今所有社会制度中都没能解决好的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正义的世界难题。提出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决定》在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之前加上一个“等”字就是表明：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基本制度，是会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扩容的；这次《决定》中概括的“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由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扩容而来的。

　　所谓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它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之基层。比较来看，在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方面，创新和完善空间最大的应该是重要制度。《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的“抓紧制定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作出的制度安排。我们无论是编制发展规划、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政策措施，还是部署各项工作，都要遵照这些制度，不能有任何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