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已超过欧元区，在未来两年很有可能超过美国，因此没有理由怀疑“金砖”的成色。就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新兴市场国家仍具有战略重要性。就重要性而言，下一组国家是“新钻11国”（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它们是金砖国家之后，人口最多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韩国、印尼、墨西哥、土耳其、尼日利亚的经济分量更大。我预计，2011—2020年间，上述5国加上金砖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会是美国和欧盟总量的两倍。

　　丹尼尔·格洛斯：随着世界经济逐步从危机中复苏，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美国和欧洲经济出现增长曙光，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将重新担任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角色。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见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为经济提供持续增长动力的产业目前还尚未形成。

　　对于金砖国家来说，随着国际流动性的回撤，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必将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经常账户与财政的巨额赤字。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率下滑，通胀率有所上升。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影响金砖国家的经济活力。首先，资本的国际性流动目前看来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致命，相关国家政府对其也有预期，能做出相应的快速反应。其次，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良好，快速增长的经济能为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提供支持。但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重视，金砖国家中巴西、南非、印度等今年将迎来大选，将会或多或少影响其国家经济的连续性。

　　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易碎五国”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我认为，金砖国家的地位不会下降，因为当前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状况稳定，改革意愿强烈，而且金砖国家的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决定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各项国际经济指数中长期位居人后。

　　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该作出提高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等变革，而对于金砖国家这个阶段已经到来。目前中国已经走在前头，尝试将经济从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并尝试扭转重工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巴西则希望在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吸引公共和私人投资，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准备修正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每个国家可以定位经济改革中最为迫切的部分并优先实行，花最少的代价进行改革。

　　近段时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涌现新秀，墨西哥等国的经济表现抢眼，取得不错的成绩，这将促进国际经济复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需要合作，金砖国家内部也需要合作，才能寻找出让世界经济重新走上正轨的良方。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优秀代表，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并在各自的相应组织中起着主导地位。金砖国家还应该在各自的地区内与各国加强经济合作，这不仅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应对外部经济危机的能力，也可以借此推动金砖国家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合纵”，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将得到加强，有助于各方协调立场，在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保罗·罗贝尔：尽管新兴市场国家集体“遇冷”，但相对来讲中国受此影响较小，首先中国国内有着强大的消费内需，其次中国政府对市场有着相当强的把控力。目前“易碎五国”的概念只是暂时的，尽管巴西、南非和印度在某些程度上遭遇了一些问题，但受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影响，“金砖”的成色并未减弱，未来这些国家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吸引中国投资以拉动国内经济发展。金砖国家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大的参与力度。

　　增长动力何在？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调整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而不是一味地注入更多货币或提供财政刺激

　　朱民：保持增长动力，必须建设强劲的经济，而不是一味地注入更多货币或提供财政刺激。例如，巴西应致力于实现长期以来的基本盈余目标；印度需重新开始降低政府债务和赤字，并实施供给方面的改革，以降低通胀，实现强劲增长；印尼应重新确立货币政策在提供“名义锚”（注：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指货币政策的目标规则，主要包括汇率目标、货币供应量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土耳其应提高储蓄率。

　　为了跟上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调整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对于许多依赖资本流动的国家而言，其当前的国内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另外一些国家的公司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政策形态和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供给方面的约束（包括基础设施和监管规定的不足），抑制了亟须的投资。人口压力（包括老龄化） 以及紧张的产业关系也构成不利因素。

　　改善需求管理是必要的，但仅靠需求管理不足以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政府还需推动生产率大幅增长，措施包括营造创新环境。尽管提高生产率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 但研究显示，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来实施改革。例如，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需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技能并进行研发投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重点，包括克服基础设施瓶颈和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壁垒。低收入国家应侧重于加强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经济体制，更好地利用农业以及改善基本教育和基础设施。

　　丹尼尔·格洛斯：最主要的是优化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新兴市场国家还必须考虑到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克服技术创新不足以及高额生产成本所带来的制约。研发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或工艺，积极寻找新的市场，保持出口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无论是“十二五”规划，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就是“改革”，中国已经开始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巴西需要适当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计划，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等领域的投入，并加强社会管理；俄罗斯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此外还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印度国内居民储蓄率以及教育、科研等是阻碍其经济增长的短板，要重点解决这些问题。

　　安德烈·苏亚雷斯：新兴市场国家要找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做好相关的宏观经济规划。国家之间也需展开相关合作，“抱团取暖”。金砖国家正在探讨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的事宜，该银行的建立也将有利于金砖国家内部进一步合作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刘利刚：有人担心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会造成世界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央行仍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充足。金砖国家中，印度和巴西经济堪忧。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印度股票，一旦外国投资者撤出，印度的股市和汇市会受到很大冲击。过去几年，巴西经济一直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巴西经济会受到影响。相对来说，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经济最稳定、最被国际投资者看好的国家。

　　徐奇渊：如果分别将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看作一个整体，一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市场都对发达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要实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南南合作，即新兴市场国家间进行贸易和金融合作，但是多边框架的合作通常有协调难度，因此往往进展缓慢。二是注重中国作用。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对外走出去的战略，可以在需求端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新的大市场机会，在供给端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改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在增速。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基础设施发展的严重滞后。而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资金来源。

　　目前的一些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新兴经济债权提供的融资，相比于需求只是杯水车薪。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经验、资金提供方面都很有优势；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的大量过剩产能也需要对外转移。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或者多边平台，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输出劳动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最终将中国和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本报记者吴成良、吴刚、李宁、吴乐珺、谢亚宏、王海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