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不应直接把价格作为调整的目标，他调整的目标应该是制度，通过制度的调整，使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

　　价格是市场中最重要的信号，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家会从利润的角度去思考价格。但是，对于执政者和经济学者来说，他们也应该从“利润”的角度去看价格吗？显然，那与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要求相背离，他们应该关注的是价格背后的制度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不仅关系市场整体的效率，也关系到市场中财富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效率”和“公正”两个方面都与价格有关。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要求价格能够进行“灵活”的调整，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厂家的供给和预期，但是，价格并不总是那么灵活、那么准确的，比如，当部门或企业垄断生产要素价格的时候，价格就是比较僵化的，如石油、电力和火车票的价格等等；当通货膨胀时，价格信号就会出现扭曲。在价格僵化和失真的情况下，企业家获得的信息是错误的，这将极大地影响企业家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比如价格的上涨会掩盖那些已经过剩的行业，使企业家误以为还有利润机会，因此导致他们盲目投资。

　　不灵活的和失真的价格不仅损害市场整体的效率，也影响公正。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由于通货膨胀，城市房价飞涨，那些在城市拥有多套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增加了很多财富，而辛辛苦苦工作的人们，由于其工资收入购买力的下降，却无形中丧失了相当多的财富。

　　可见，制度会通过对价格的影响，影响效率和正义，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忽视了这一明显的事实，这很大程度上与一些主流经济学有关。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是“给定的”或“外生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调整价格和产量来达到经济学家设想的最优水平，凯恩斯也应用了这一最终为马歇尔所确立的方法，只是他把微观经济学中的个体需求和个体供给变成总需求和总供给，把消费者或厂商自己调整变成政府的调整而已。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预设了一个无摩擦的世界，即价格能够迅速地、毫无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科斯认识到主流经济理论的问题，认为假如是那样的话，“企业”就不需要了。他的思考是正确的，即市场的运行不是无摩擦的，市场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交易成本的高低与制度安排有关系。只是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交易成本，还影响效率和正义。

　　如上所述，把“价格对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和“价格对执政者和学者意味着什么”区分开来很重要。企业家可以不考虑价格背后的制度问题，他只需要考虑价格波动对他来说可能蕴藏的利润机会。但是对执政者和经济学者来说，他们需要思考价格波动背后的制度问题。价格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有关供求的信息，也包含了某种有关制度的信息，好的执政者和学者应该是那些能够捕捉到价格所包含的制度信息的人，有些包含在价格中的制度信息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股市的萎靡不振与企业的低效率有直接关系，房价的高涨与通货膨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有关系等等。

　　“改革”就是执政者对制度的调整，执政者不像企业家那样可以直接创造财富，他创造财富的方式是间接的，即通过改善制度，为企业家创造财富创造条件。当执政者从价格的变化中发现需要改进的制度信息时，他就应该大刀阔斧地对那些制度进行改革。所以，执政者不应直接把价格作为调整的目标，他调整的目标应该是制度，通过制度的调整，使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尽管他事先不知道合理的价格水平应该是多少。

　　因此，要想让市场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既需要发挥企业家的“纠正”作用，也需要发挥执政者的“纠正”作用，前者的对象是“价格”，往往是自发的，后者的对象是“制度”，往往不是自发的，但却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当然，这里假设执政者是有“道德的”，他们会为民众整体的利益改善制度，这是一个“强”假设，因为执政者很有可能为自己或某些人的利益考虑，这时，一个更高层次的、能够约束执政者的制度框架是必要的。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