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

　　如果中国学人努力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指导性理念引入经济学探索中，一定可以推动世界的经济学跨上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经济学准备大体是：⑴中国几千年来本民族积淀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已经是许许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论，但不被看重却实际上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全然清空；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迅速掌握了当时年轻的一代；⑶新中国成立后统治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经济理论；⑷改革开放开始，再次全力引进的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从大刀长矛、到汉阳造、到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一队士兵，但凭借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借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借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可以全面吸收全世界经济学成就的环境中，我们经济学的建设的确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我们对经济过程的分析细化了；实证研究使我们对数量的把握准确了。然而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世界的，却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质、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不怎么多见。似乎精良的经济学武器还不如过去杂牌武器那样趁手。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于还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学全、学透？学全、学透是一个过程；何时学全、学透恐怕也难以说清。不过，学全、学透的顶点也许可以理解为达到与国外经济学人一样的水平。可是，极其现实的是，许许多多世界的经济问题，许许多多中国的经济问题，好像顶级的、治学严肃的国外经济学人，也常常处在云笼雾罩之中。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不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掌握好经济学的武器，而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课题，世界的经济学，显出有点迟钝、有点保守、有点缺乏锐气，需要进一步提升。

　　比如，如何指导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深化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大家都知道，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市场进入经济而原来全部管辖经济的政府保留有相当的阵地。于是有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奉之为圭臬的是政府应该被屏蔽于经济之外，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把原来政府在经济里的阵地扫荡干净，反而竟然没有阻挡住政府的强势进入。这就是说，政府与市场扭结在一起的经济形态覆盖了全世界。对于这样的经济形态到底应该如何看：它只是一时的扭曲并终将回归经典的市场原则，还是前进中不可逆转的必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形态，还是将会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只可能有唯一的解，还是面对不同条件可以有并行的解；客观世界是只允许唯一的发展道路，还是不仅允许而且需要不同发展道路的并存？应该说，通过实践和研究，人们的认识确在不断深化。可是，对政府与市场总是扭结在一起的这个经济形态，在经济学里，却还罕见沿着经济学经典的逻辑思路作出的推导、论证。好像在经济学这个圈子里，对当前的具体矛盾常常投入大量精力发表议论，制定对策，而同时，却缺乏探索建立经济理论模型的热情。是否可以说，重视对策性研究却漠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都知道，对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等等，虽然花费了大量笔墨，但非此即彼的议论颇多，偏执的观点极为强劲，却罕见透辟的学理剖析和启发思路的辩证思维。

　　当今，统治世界的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锐利进取精神给我们深刻印象；但经常处于传统思维和认知的惯性之中，也会滋生固守和片面。如果我们中国学人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进现代经济学，是不是有助于推动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近几个世纪，西方文化传统席卷全世界，而中国的东方文化传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败走麦城。败，虽然使中华文化顿失光彩，但决不意味着它本身的彻底否定。在虚心学习战胜者文化优势的同时，认真再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精粹的努力，一直不绝如缕。近些年，一改民族自卑和领导忽视的状态，重视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重视了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并有不少研究成果。比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注重全面与综合；比如，中国文化面对多元的客观，强调亲和，融合，强调“有容乃大”，等等。撇开偏见，以科学求实的准则要求，至少应该看到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实际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如果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那么中国的经济学人，努力把东方文化的精粹，作为指导性的理念，引进经济学的研究、探索当中，一定可以推动世界的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指导实际，更能引领实践的高度。

　　我认为，这是应该开拓的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