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往往出现“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宏观调控时常要打“下限保卫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认为，经济下滑具有惯性，单纯守住下限是被动的。要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推动力量，摆脱“下限保卫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刺激措施应避免碎片化和短期化

　　刚刚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为7.4%，创下近年来新低。刘树成分析，总的来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均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即由于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要素条件的约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了下移过程。2014年，除了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制约强化之外，形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制约也更加强化了，如经济下滑惯性、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多数省份纷纷下调了GDP增长预期目标等等。

　　刘树成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应当避免两个缺陷：一是“碎片化”，即措施应急、零碎、不系统，措施之间缺乏总体规划和总体衔接；二是“短期化”，即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支撑效力不持久，对防止经济下滑的效果仅能维持一两个季度。“经济下滑往往具有惯性，当刺激措施的力量消失之后，或者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刘树成说。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现在则要经常守住下限。”刘树成说，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新型城镇化就是能持续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力量

　　“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圈，避免经济刺激措施碎片化、短期化，就要寻找能持续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力量”，刘树成分析，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这种力量；日前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贯彻落实，就是重要抓手。

　　从任务层面讲，这一规划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的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刘树成说。

　　从操作层面讲，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的聚合点。刘树成认为，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结构、城市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惠民生来说，新型城镇化将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开创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