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提“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概念以来，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讨论一直存在。何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发展到达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

　　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420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由此，有学者担心中国可能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其实，“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只是一种统计表象，它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要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就可能陷入停滞。收入水平不是一国经济发展或者停滞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收入陷阱”这一统计表象背后，实质其实是经济发展的瓶颈。

　　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有自己的瓶颈，这一瓶颈可能凸显在任何发展水平，具体时点是由一国的外在发展条件和内在增长因素决定的，而与收入水平并无本质关联，并且发展瓶颈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

　　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生产方式从初级向高级发展，也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以日本为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进入高收入行列，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为其成功跨过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奠定了经济基础。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以激发其内在的创新能力，最终完成了从轻工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的转型，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到了今时今日，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又陷入了停滞，按照“陷阱”逻辑，是不是应该说这些国家落入了“高收入陷阱”？！

　　其实，“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并不是一个内容非常清楚、边界非常明确的概念，往往简单地指以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但是，众所周知，以人均GDP这个单一指标作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就为人诟病，现在用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或逃离“中等收入陷阱”，更显得不科学了。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还可用中等收入国家存在某些不良现象与特征来注解。有媒体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特征，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思考，这些特征在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又何尝不是或多或少客观存在着，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突出？！

　　正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而产生落入“陷阱”的担忧，也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问题，而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比如：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等等。这些问题，才真正是我们应该重视和担忧的。

　　但对中国来说，当前正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正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可以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中国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倒是我们在讨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时，反而要特别注意防范以下几类倾向：一是要防止将具体问题都当作“陷阱”，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可能面临着“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等等，将“陷阱”宽泛化;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区将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发展目标。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京沪等地将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诸多问题要在全国宏观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单纯追求GDP增长之实。

　　其实，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阶段踏踏实实地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的顶层设计来推进中国各领域的改革，处理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切，我们自然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闻观察员 杨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