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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组数据——

　　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组装苹果手机所获利润仅占整机利润的1.8%，组装iPad更低至1.6%，绝大部分利润最终流向居价值链上游的美国苹果公司。其实，这种状况绝不限于苹果。

　　再看另一组数据——

　　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为70%~80%，而我国2012年才刚刚达到52.5%；虽然我国已是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科技成果整体转化率不足20%，产业化则更低。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我国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优势开始减弱，要素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扼杀创新的动力，使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我国很多科技成果很难顺利完成从“科学研究”到“实验开发”再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导致市场没有动力。动力不足，转化力不够，驱动力就会受限。

　　要在全球价值链重塑中培育竞争新优势，关键在于实施好创新驱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低成本竞争优势丧失后，只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知识产权，就能有所作为。从2006年开始，以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为标志，我国明确提出要用15年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迄今已有7年。完成好未来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好“两只手”，让各级政府真正把“创新驱动”理念贯穿到经济治理的方方面面，让企业真正把创新作为占领市场的“终极武器”。

　　近年，各级政府对创新驱动不可谓不重视，取得了很多成效，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容易流于运动式抓创新，脱离实际；政府管得太多，扼杀企业创新；政府掌控资源太多，易于开启寻租之门，导致企业行为的异化：有能耐获取各种优惠待遇和政府补贴，干嘛要费时费力去搞创新？

　　相反，逐级扶持的热情与地方保护主义下的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技术的提升，反而诱发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概念的圈地融资投机和套取补贴的行为，以及大量的产能过剩与债务负担。

　　市场、政府、社会都有各自促进创新的逻辑，现代化的创新体系，首先需要划分出各主体间清晰的“治理空间”。既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的托底职能，又要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同时给予社会组织生长的空间。创新的信号应该像水面的涟漪一样，在市场的推动下，从位居中心的企业不断向外围的社会组织、政府扩散，最终实现创新驱动的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间的有序平衡。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有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企业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究其实质就是发展环境的转换问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向市场放权。创新要求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多样化的金融支持、较低的创业门槛、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氛围。因此，政府对创新驱动的最大支持，不是由自己掌控资源，而是通过“放手”推动创新制度体系和氛围的形成，让市场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主导力量，成为主导产业选择与培育的主体，让一切有志于创新的企业和人才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充分涌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落到实处、从重点领域突破。具体来说，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掌握关键和核心技术，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冲破形形色色体制机制障碍的羁绊，由市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增加研发投入，把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等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机制推广到更大范围。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世界性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累积，这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交汇。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加快行动起来，努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新闻观察员 杨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