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健全的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宏观调控的作用只能是第二层次。过于频繁的调控，只会引起更加频繁的经济波动，使得人们更关心和更多地研究政府的政策走向而不是市场走向，诱发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更少、更科学的调控，才是政府职能更好发挥的表现。

　　首先要保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迄今的实践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是各种资源配置方式中效率最高的配置方式。原因在于：

　　各种资源所有者资源配置的目的都在于效用最大，并因此而使得资源配置效用最大。资源配置是各种资源例如资本、土地、劳动等所有者的资源配置，资源的命运就是资源所有者的命运。

　　市场配置可以使各种资源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市场经济下配置资源的具体途径是交换，而交换则以分工为前提，分工的原则是发挥比较优势。按照斯密的论述，这种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分工，能充分地提高各种资源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率。他举例说，某人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该人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就把自己的资源配置到打猎上，另外一个人则擅长于造弓箭，就把自己的资源分配在造弓箭上，两个人互相交换，不仅两个人的蛋糕做大了，而且社会的蛋糕也更大了。

　　市场配置资源可以高效地收集和利用各种信息。经济运行是有成本的，收集和处理信息是经济运行的主要成本。市场经济较之于其他经济体制，能更为准确地收集和利用信息。

　　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是竞争状态下的配置。具体表现在：第一，当资源所有者把其所有的资源例如资本和劳动配置于某个行业或产业时，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优胜劣汰。于是，创新和品牌塑造就成了每个企业的自觉行动。马克思论述过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回报的形成。某一企业由于率先创新而获得超额回报，这种超额回报随着其他企业的跟进而迅速地平均化，于是又有了新的创新。市场经济下企业更多地追求自己的回报相对地高于别的企业，“相对”地多比“绝对”地多更为重要，这个过程就像军备竞赛一样永远不会完结。第二，试图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处于竞争状态，他们必须提供好的社会人文环境，以使资本和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环境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关系具有马泰效应。

　　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家。这首先在于企业家的追求不同于政府官员，他们通常通过把企业做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具体途径是通过创新引领资源配置。熊彼特论述了创新的5种情况：⑴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⑵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⑶开辟一个新的市场；⑷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产品的一种新的信息来源；⑸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5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配置。奥地利学派更是十分推崇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就是去发现、去看、去感知、去认识、去行动、去捕获。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而不是依赖资源丰富。

　　尽管根据上述分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意义非常巨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有建立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载体，例如明确的产权，完善的市场体系，统一进入的规则，以及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等。

　　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形成有机互补

　　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是“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所不同的是在此一国家“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多一些，“看得见的手”发挥的作用要少一些。在彼一国家“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少一些，“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多一些。在一国的一个时期，“看不见的手” 发挥作用多一些，“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少一些。在另一个时期，“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少一些，“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多一些。影响这些不同组合的，是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一国特定阶段面临的经济社会任务。 例如，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发挥的作用更多一些，“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少一些。法国、德国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从一开始政府的作用就相对更多一些。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肯定要多一些，但“多一些”应当以保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前提。

　　在我国，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应当：

　　第一，要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6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就是贯彻了问题导向。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障碍，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明显存在着角色错位；由于各种行政垄断和审批，难以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体系；又如不适当地对市场频繁地干预，扰乱了市场和经济本身的自发秩序。基于此，就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政府更好地发挥职能就是通过自己的适当退出，回到市场经济下政府发挥作用的应有边界，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当强调，在一个有着集权的历史传统的国家，保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第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有合理的“边界”，就是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科学界定的领域发挥作用。在这个“边界”内就容易更好地发挥作用，超出合理的边界通常容易出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一论述清楚地界定了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

　　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有着经典的学术层面的论述。政府的职能首先是提供公共安全。他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第二是提供法律秩序和社会公正。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和压迫，换言之，就是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第三是提供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个义务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如果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创办或维持。”斯密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公共产品。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代经济学进行了继往开来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亚当·斯密的论述。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也基本上遵守了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我们看不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也看不到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更看不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唯GDP马首是瞻。正因为政府和市场都扮演了它应当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体制才是高效的。

　　第三，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习惯是长期重复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近似于条件反射的下意识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力量，可以是一种好的力量，也可以是一种不好的力量。现实生活中有些习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不协调。例如：⑴轻易地干预价格。需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的，是市场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资源的合理流向。政府需要做的是健全体制使之形成准确的价格，而不是干预价格，干预价格只会扭曲信号。例如，农产品价格上扬通常是因为农产品短缺，反映这种短缺的价格可以传递信息，刺激生产，平抑短缺。抑制价格传达了相反的信息，只会更加短缺。⑵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用行政手段推进的、由各种特殊优惠政策带动的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大手笔项目。例如，市场经济下的一体化是通过产业的纽带，通过交易形成的有机的一体化。然而，一些地区却用盖房子连接两座城市的方式盲目推进毫无效益的、地区之间所谓的一体化。⑶热衷于频繁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建设。应当明确，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当认识到体制的力量，以及体制所能激发的知识、信息和激情是大于计划者、大于人的聪明才智的。我们首先应当让市场发挥作用，然后才是尽可能少、尽可能科学、尽可能正确地宏观调控。比起健全的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宏观调控的作用只能是第二层次。过于频繁的调控，只会引起更加频繁的经济波动，使得人们更关心和更多地研究政府的政策走向而不是市场走向，诱发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更少、更科学的调控，才是政府职能更好发挥的表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