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

　　一直以来，国企改革致力的是“政企分开”，是国企摆脱行政附属物地位。然而，企业是否独立于政府要依资本而定：有独立的资本，才有独立的企业；反之，企业只能是行政附属物。资本附属于谁，企业也附属于谁。从这个意义上看，要解决我国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问题，根本的是国有资本的“独立”，即“政资分开”问题。

　　然而，我国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直是“政企分开”。这一思路从否定计划型国企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毕竟对象是“企业”而非“资本”，结果是改革30余年了，至今政企还是没能真正分开。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此时企业、商品、货币和资金以及市场因素都处于国家掌控与限制下，都不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市场化改革是由国家决定才启动的，改革进程是国家支配的，由此产生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安排的产物，而不是“商品—货币—资本”的自发结果。但“国家”由政府代表，“政府”作为科层组织由多层级多分支组成，因而“出资人”必须具体落实到某个政府单元身上。

　　依据我国法律可知：（1）“各级政府”的各政府单元是“出资人”，它们才是国企真正的和具体的“资本家”的具体载体。（2）“全体人民”是国企的最终所有者，但不是具体的出资人。(3)每个政府单元都拥有若干国企，因而国资不是以国企为单位，而是以政府单元为单位来形成的。这样，国企问题又转变为“政府”的具体单元问题。

　　市场化改革使得政府朝市场型科层构架演变，权限和责任向着地方（下级）政府下放，各政府单元成为“政资不分”的基本节点：在政府科层构架中，每个政府单元都成为政权机构和“资本家”的混一体。于是，“政资不分”就成为以政府单元为纽带的“国企—政府单元—国家”集合体的基本症状。

　　由这个派生出的是财政问题。财政是政府的分配，国企利润归政府单元支配，成为分税制下各政府单元特殊的财力组成部分，成为各政府单元施政的经济基础、财力依据和直接的利益所在，这就从直接利益上坐实与凝固了“政资不分”：（1）利润是国家拥有国企的利益所在。国家必须同时拥有所有者身份，才能掌控国资和国企及其利润，才能确保自身利益。（2）改革使各政府单元有了自主发展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责任、权力、利益和压力，在政绩机制驱动下它们有着强烈的财力饥渴，第三财政（所谓“第三财政”,指的是政府通过支配国有经济盈利而形成的财力分配活动。它直接根植于国有经济,但根本上则是政府行为）是全新的获取财源手段。（3）“政资不分”使得各政府单元能够兼用市场和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确保第三财政既攫取竞争性利润，又获得垄断性利润和行政性利润，大大膨胀本财政单元的财力规模。在此背景下，各政府单元强化控制自有国企、扩展自有国资、膨胀国企利润尚且来不及，怎么可能去“政资分开”？结果是数以万计政府单元齐心协力强化“政资不分”。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