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必须重心向下。要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 新华社发

　　■ 深圳特区报驻沪记者 朱文蔚

　　11月30日，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讲全、讲透、讲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号召，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的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型城镇化”的主题下，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大中华国际集团承办的“中国（上海）城镇化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会上，政界领导、专家学者、企业领袖纷纷为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把脉、问计、出招。本文选择其中精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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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

　　即是动力源，又是爬坡时

　　张红宇（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差不多每隔十年上一个大台阶，这其中，每隔十年也有一个发生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动力。

　　第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家庭承包、乡镇企业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那个时候的苏南地区就表现出以城带乡的探索。第二个十年也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社会以外向型经济为重要的动力源，迅速地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去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一，进口位居世界第二，成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大国。第三个是新世纪之初的十年，我们经济社会主动力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在2008年以前长达十年保持GDP增长在两位数以上。

　　第四个十年靠什么？我以为城镇化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上个月在我们中心举办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引用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芡的一句话：21世纪有两件大事，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

　　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当今世界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四分之一在中国，再过15年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提高为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在当前城镇化的发展中，我国城镇人口将从现在的7.1亿，按年均增长1%-1.35%的速度发展，到那时城镇人口将增加到10.7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侯云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广告主协会会长、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会长）：2012年和2002年相比，我们的城镇化率从39.09%到了去年的52.57%。全球是多少呢？52.55%，正好和我们差不多。有一个观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城镇化率达到50%是社会动荡的警戒线，这里有不少国家的经验教训。

　　方言（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是三个阶段。城镇化率30%以下是初级阶段。中国目前已经到达了52.57%，进入了中级阶段。如果按十二五规划指标，可能我们要提前达到。这个阶段就是工业提速，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城镇化加速。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阶段，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下一步的资源承载能力是不是能够适应我们的城镇化发展速度；第二个就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升级和食物的保障供应，能不能保障居民稳定的食物的消费，以及政府如何有效控制CPI。

　　黄世再（大中华集团董事局主席）：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要让农民能够“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能够“留得住，有钱挣”。据测算，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实现约 1000多万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进而带动 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在解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方面，对民营企业而言，既是机会，又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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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要过制度坎

　　彭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关键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交换，城乡统筹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体制、法律、法规问题要重点解决。当务之急要过三关，分别是土地关、户籍关和法治关。

　　第一关是土地关，要着眼于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破解，关键在于城乡交易要素不平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个财产权利主要表现在土地。一方面要健全统一的城乡统一用地市场，农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另一方面要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公开、公正流转。

　　第二关是户籍管理，要着眼于城乡基本服务的均等化，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县市，可以控制条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表面上是户籍问题，本质上是各项改革落实在社会福利上的制度。已经进入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思路上调整方向，就是对户籍制度去户籍化。研究表明目前在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差别有67项。

　　第三关是法治关，积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要修改完善土地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应目前城镇化发展方向的一些规定，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持。

　　魏建国：一位外国学者十多年前就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是大还是小？他说结论看来是既大又小。在干预经济和控制投资方面，中国政府是大的，在提供法制、公共服务、环境方面又是小的。所以创新中国城镇化道路，首先一条就是要明确政府的定位。也就是说在编制规划，提供法律和公共服务、保障安全、维护生态环境这四个方面是政府要做的，其余的全部交给市场。

　　侯云春：要发展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新在什么地方？特在什么地方？新就是要有新的机制、模式，走新的道路。特色就是解决好中国的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打破这里面的一些制度障碍。

　　贺铿（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之所以提“新型城镇化”，我认为就是针对老的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那么老的城镇化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两点：一是迷信大城市的所谓辐射作用，片面地建大城市，搞城市圈、城市带。二是剥夺农民的利益，用土地财政大搞造城运动。由这两个问题形成了三个恶果：一是城市居民二元化。我们城乡二元化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是进一步严重。甚至又产生了城市居民里市民与农民工的二元化。二是城市环境恶化。三是社会矛盾凸显，强拆强建，和谐社会受到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彻底、更科学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黄世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取消农民、农民工等身份和阶层的划分，使他们统一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我们应该逐步健全城乡社会福利体系，让农民和市民一样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另外，要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按照自愿的原则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企业，农民既可按股分红，又可在企业工作，按劳取酬，企业原则上优先招收土地股民，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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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统筹是一条主线

　　张红宇：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怎么样使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并行不悖，本身就是十八大提出的重要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一是要做到城乡发展一体化。也就是说规划产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考虑任何问题都要把农村、农民、农业和城市、城市居民、城市区域统筹考虑。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发展要做到不一样。我们说城乡发展一体化，并不是说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要一样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要更像城市，农村要更像农村。这个新农村不是照搬照抄城市，不是搞大拆大建，而要有山有水，有土有田，风景优美，生态良好，生活宽裕，生产发达。

　　侯云春：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行政化的色彩太浓，是以行政区域为重点的。这个太复杂了，应该要以经济区经济规划模式，来处理城市群、大中小城市、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综合发展、错位发展、一体化、同城化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格局。

　　赵晖（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市民和农民都要安居乐业。但当前农村在许多方面有短板，城乡差距明显。比如，2010年的数据表明，城乡人居环境的差距是巨大的，自来水普及率，城市几乎是百分之百，农村是60%。还有污水处理，城市是82%，但农村只有6%。其他重要的市政投入，城乡之间的人均投入差距都很大。我们一定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城乡投入、收入均等化。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农村发展有个共性，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农田建设阶段，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就转到农村的环境治理阶段；当农村的环境也基本治理好了以后，重点就转移到了田园风光保护，休闲设施的建设，把农村作为全国国民休闲、娱乐、度假、欣赏的空间资源。我国目前还处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中期。要实现农村跟城市幸福程度差不多，这个目标我想可能还有20到30年，即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央提出一定要推进城市建设跟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

　　贺铿：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必须重心向下。要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这是我们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任务，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让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另外，城镇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城镇化，日本的城镇化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紧密地结合。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前后进行了33-35年。上个世纪的50年代提出来新农村建设。它的新农村建设首先是规定900户以上的才建设。900户以上那就是镇，这个才建设。第一个阶段解决农产品匮乏的问题；第二个阶段解决真正的农业现代化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明确地提出了城镇化。怎样城镇化呢？要把产业引向农村。一个最有名的法律叫《把工业引进农村促进法》，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山川秀美的宜居的小城镇。所以日本现在除了东京之外，其他的没有扩张。